余秋雨叙事散文

01
  上海人——余秋雨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着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着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着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着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着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着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读到一则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书店,在这家书店里竟能买到上海地图!外国记者的惊叹使我心酸,他们的报道的前文中已说明,这家书店出售着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图。可是为什么多了一张上海地图,就这样大惊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关于余秋雨叙事散文

02
  都江堰

  一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它,就是都江堰。

  二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场千年的收伏战。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单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站在哪里?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四

  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反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改恶从善。人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断自我耗损,又不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庙,祭祀李冰父子。人们在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钟鼓钹磬,朝朝暮暮,重一声,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地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灌县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傩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帖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余秋雨叙事散文欣赏

03
  余秋雨:白发苏州

  前些年,美国刚刚庆祝过建国200周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把他们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演得辉煌壮丽。前些天,澳大利亚又在庆祝他们的200周年,海湾里千帆竞发,确实也激动人心。

  与此同时,我们的苏州城,却悄悄地过了自己2500周年的生日。时间之长,简直有点让人发晕。

  入夜,苏州人穿过2500年的街道,回到家里,观看美国和澳大利亚国庆的电视转播。窗外,古城门藤葛垂垂,虎丘塔隐人夜空。

  在清理河道,说要变成东方的威尼斯。这些河道船楫如梭的时候,威尼斯还是荒原一片。

  苏州是我常去之地。海内美景多得是,唯苏州,能给我一种真正的休憩。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帖着历史走一定情怀。有古迹必有题咏,大多是古代文人超迈的感叹,读一读,那种鸟瞰历史的达观又能把你心头的皱折慰抚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这里休憩来的。他们不想在这儿创建伟业,但在事成事败之后,却愿意到这里来走走。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

  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后院,我有时不禁感叹,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公平的。历来很有一些人,在这里吃饱了,玩足了,风雅够了,回去就写鄙薄苏州的文字。京城史官的眼光,更是很少在苏州停驻。直到近代,吴依软语与玩物丧志同义。

  理由是简明的:苏州缺少金陵王气。这里没有森然殿阙,只有园林。这里摆不开战场,徒造了几座城门。这里的曲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悄,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利,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少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

  于是,苏州,背负着种种罪名,默默地端坐着,迎来送往,安分度日。却也不愿重整衣冠,去领受那份王气。反正已经老了,去吃那种追随之苦作甚?

  说来话长,苏州的委屈,2000多年前已经受了。

  当时正是春秋晚期,苏州一带的吴国和浙江的越国打得难分难解。其实吴、越本是一家,两国的首领都是外来的冒险家。先是越王勾践把吴王阖闾打死,然后又是继任的吴王夫差击败勾践。勾践利用计谋卑怯称臣,实际上发愤图强,终于在十年后卷土重来,成了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主。这事在中国差不多人所共知,原是一场分不清是非的混战,可惜后人只欣赏勾践的计谋和忍耐,嘲笑夫差的该死。千百年来,勾践的首府会稽,一直被称颂为“报仇雪耻之乡”,那末苏州呢,当然是亡国亡君之地。

  细想吴越混战,最苦的是苏州百姓。吴越间打的几次大仗,有两次是野外战斗,一次在嘉兴南部,一次在太湖洞庭山,而第三次,则是勾践攻陷苏州,所遭惨状一想便知。早在勾践用计期间,苏州人也连续遭殃。勾践用煮过的稻子上贡吴国,吴国用以撒种,颗粒无收,灾荒由苏州人民领受;勾践怂恿夫差享乐,亭台楼阁建造无数,劳役由苏州人民承担。最后,亡国奴的滋味,又让苏州人民品尝。

  传说勾践计谋中还有重要一项,就是把越国的美女西施进献给夫差,诱使夫差荒淫无度,慵理国事。计成,西施却被家乡来的官员投沉江中,因为她已与“亡国”二字相连,霸主最为忌讳。

  苏州人心肠软,他们不计较这位姑娘给自己带来过多大的灾害,只觉得她可怜,真真假假地留着她的大量遗迹来纪念。据说今日苏州西郊灵岩山顶的灵岩寺,便是当初西施居住的所在,吴王曾名之“馆娃宫”。灵岩山是苏州一大胜景,游山时若能遇到几位热心的苏州老者,他们还会细细告诉你,何处是西施洞,何处是西施迹,何处是玩月池,何处是吴王井,处处与西施相关。正当会稽人不断为报仇雪耻的传统而自豪的时候,他们派出的西施姑娘却长期地躲避在对方的山巅。你做王他做王,管它亡不亡,苏州人不大理睬。这也就注定了历代帝王对苏州很少垂盼。

  苏州人甚至还不甘心于西施姑娘被人利用后又被沉死的悲剧。明代梁辰鱼(苏州东邻昆山人)作《烷纱记》,让西施完成任务后与原先的情人范蠡泛舟太湖而隐遁。这确实是善良的,但这么一来,又产生了新的麻烦。这对情人既然原先已经爱深情笃,那么西施后来在吴国的奉献就太与人性相背。

  前不久一位苏州作家给我看他的一部新作,写勾践灭吴后,越国正等着女英雄西施凯旋,但西施已经真正爱上了自己的夫君吴王夫差,甘愿陪着他一同流放边荒。

  又有一位江苏作家更是奇想妙设,写越国隆重欢迎西施还乡的典礼上,人们看见,这位女主角竟是怀孕而来。于是,如何处置这个还未出生的吴国孽种,构成了一场政治、人性的大搏战。许多怪诞的境遇,接踵而来。

  可怜的西施姑娘,到今天,终于被当作一个人,一个女性,一个妻子和母亲,让后人细细体谅。

  我也算一个越人吧,家乡曾属会稽郡管辖。无论如何,我钦佩苏州的见识和度量。

  吴越战争以降,苏州一直没有发出太大的音响。千年易过,直到明代,苏州突然变得坚挺起来。

  对于遥远京城的腐败统治,竟然是苏州人反抗得最为厉害。先是苏州织工大暴动,再是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朝廷特务在苏州逮捕东林党人时,遭到苏州全城的反对。柔婉的苏州人这次是提着脑袋、踏着血泊冲击,冲击的对象,是皇帝最信任的“九千岁”。“九千岁”的事情,最后由朝廷主子的自然更替解决,正当朝野上下齐向京城欢呼谢恩的时候,苏州人只把五位抗争时被杀的普通市民,立了墓碑,葬在虎丘山脚下,让他们安享山色和夕阳。

  这次浩荡突发,使整整一部中国史都对苏州人另眼相看。这座古城怎么啦?脾性一发让人再也认不出来,说他们含而不露,阳说他们忠奸分明,说他们报效朝廷,苏州人只笑一笑,又去过原先的日子。园林依然这样纤巧,桃花依然这样灿烂。

  明代的苏州人,可享受的东西多得很。他们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戏曲家,他们有盛况空前的虎丘山曲会,他们还有了唐伯虎和仇英的绘画。到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金圣叹。

  如此种种,又让京城的文化官员皱眉。轻柔悠扬,潇洒倜傥,放浪不驯、艳情漫漫,这似乎又不是圣朝气象。就拿那个名声最坏的唐伯虎来说吧,自称江南第一才子,也不干什么正事,也看不起大小官员,风流落拓,高高傲傲,只知写诗作画,不时拿几幅画到街上出卖。

  不炼金丹不坐禅,

  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青山卖,

  不使人间造孽钱。

  这样过日子,怎么不贫病而死呢!然而苏州人似乎挺喜欢他,亲亲热热叫他唐解元,在他死后把桃花庵修葺保存,还传播一个“三笑”

  故事让他多一桩艳遇。

  唐伯虎是好是坏我们且不去论他。无论如何,他为中国增添了几页非官方文化。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

  近年苏州又重修了唐伯虎墓,这是应该的,不能让他们老这么委屈着。

  一切都已过去了,不提也罢。现在我只困惑,人类最早的城邑之一,会不会、应不应淹没在后生晚辈的竞争之中?

  山水还在,古迹还在,似乎精魂也有些许留存。最近一次去苏州,重游寒山寺,撞了几下钟,因俞樾题写的诗碑而想到曲园。曲园为新开,因有平伯先生等后人捐赠,原物原貌,适人心怀。曲园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由于这个普通门庭的存在,苏州一度成为晚清国学重镇。当时的苏州十分沉静,但无数的小巷中,无数的门庭里,藏匿着无数厚实的灵魂。正是这些灵魂,千百年来,以积聚久远的固执,使苏州保存了风韵的核心。

  漫步在苏州的小巷中是一种奇特的经验。一排排鹅卵石,一级级台阶,一座座门庭,门都关闭着,让你去猜想它的蕴藏,猜想它以前、很早以前的主人。想得再奇也不要紧,2500年的时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如今的曲园,辟有一间茶室。巷子太深,门庭大小,茶客不多。但一听他们的谈论,却有些怪异。阵阵茶香中飘出一些名字,竟有戴东原、王念孙、焦理堂、章太炎、胡适之。茶客上了年纪,皆操吴依软语,似有所争执,又继以笑声。几个年轻的茶客厅着吃力,呷一口茶,清清嗓子,开始高声谈论陆文夫的作品。

  未几,老人们起身了,他们在门口拱手作揖,转过身去,消失在狭狭的小巷里。

  我也沿着小巷回去。依然是光光的鹅卵石,依然是座座关闭的门庭。

  我突然有点害怕,怕哪个门庭突然打开,涌出来几个人:再是长髯老者,我会既满意又悲凉;若是时髦青年,我会既高兴又不无遗憾。

  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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