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写景散文

01
  海上的日出

  巴金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时天还没有大亮,周围非常清静,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

  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这个太阳好象负着重荷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它的光线却从云里射下来,直射到水面上。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人眼还看不见。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透过黑云的重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出现在天空,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这时候发亮的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明亮的了。

  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幺?

  1927年1月

关于巴金写景散文

02
  废园外

  巴金

  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又到了这里来了。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

  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

  但是现在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倒塌了。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花还在盛开。倘使花能够讲话,它们会告诉我,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年轻的,中年的。是的,年轻的面颜,可是,如今永远消失了。因为花要告诉我的不止这个,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

  我望着园子,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废墟么?不,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我回头看,没有人。这句话还是几天前,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楼房的后边。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记不起了,躺着三具尸首,是用草席盖着的。

  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随便一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人们还在那里挖掘。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对着那具尸体发楞。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吧。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以后从另一个人的口里我知道了这个防空洞的悲惨故事。

  一只带泥的腿,一个少女的生命。我不认识这位小姐,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的面颜。但是望着一园花树,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痛起来。

  连这个安静的地方,连这个渺小的生命,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两三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炸弹毁坏了一切,甚至这个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的希望。这样地逃出囚笼,这个少女是永远见不到园外的广大世界了。

  花随着风摇头,好像在叹息。它们看不见那个熟习的窗前的面庞,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吧。

  但是一座楼隔在它们和防空洞的中间,使它们看不见一个少女被窒息的惨剧,使它们看不见带泥的腿。这我却是看见了的。关于这我将怎样向人们诉说呢?

  夜色降下来,园子渐渐地隐没在黑暗里。我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但是花摇头的姿态还是看得见的。周围没有别的人,寂寞的感觉突然侵袭到我的身上来。为什么这样静?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人来听我愤慨地讲述那个少女的故事?难道我是在梦里?

  脸颊上一点冷,—滴湿。我仰头看,落雨了。这不是梦。

  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

  1941年8月16日在昆明

巴金写景散文精选

03
  桂林的受难

  巴金

  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这是那位年长朋友的寄寓。我受到他的好心的款待。他使我住在这里不像一个客人。于是我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家”来。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苔的天井,我爱后面那个可以做马厩的院子。我常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地立在前面。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我们常常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坐在树下,听见轰炸机发出“孔隆”、“孔隆”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也听见炸弹爆炸时的巨响。于是我们看见尘土或者黑烟同黄烟一股一股地冒上来。

  我们躲警报,有时去月牙山,有时去七星岩。站在那两个地方的洞口,我们看得更清楚,而且觉得更安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桂林市区第一次被敌机大轰炸(在这以前还被炸过一次,省政府图书馆门前落下一颗弹,然而并无损失),那时我们许多人在月牙山上,第二次大轰炸时我和另外几个人又在月牙山,这次还吃了素面。但以后月牙山就作了县政府办公的地方,禁止闲人游览了。

  七星岩洞里据说可以容一两万人。山顶即使落一百颗炸弹,洞内也不会有什么损伤。所以避难者都喜欢到这个洞躲警报。但是人一进洞,常常会让警察赶到里面去,不许久站在洞口妨碍别人进出。人进到里面,会觉得快要透不过气,而且非等警报解除休想走出洞去。其实纵使警报解除,洞口也会被人山人海堵塞。要抢先出去,也得费力费时。所以我们不喜欢常去七星岩。

  在桂林人不大喜欢看见晴天。晴天的一青无际的蓝空和温暖明亮的阳光虽然使人想笑,想唱歌,想活动。但是凄厉的警报声会给人带走一切。在桂林人比在广州更害怕警报。

  我看见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几份人家,像做日课似地每天躲警报,觉得奇怪。他们在天刚刚发白时就起身洗脸做饭。吃过饭大家收拾衣物,把被褥箱笼配上两担,挑在肩上,从容地到山洞里去。他们会在洞里坐到下午一点钟。倘使这天没有警报,他们挑着担子或者抱着包袱负着小孩回来时,便会发出怨言,责怪自己胆小。有一次我们那个中年女佣在厨房里叹息地对我说:“躲警报也很苦。”我便问她:为什么不等发警报时再去躲。她说,她听见警报,腿就软了,跑都跑不动。的确有一两次在阴天她没有早去山洞,后来听见发警报,她那种狼狈的样子,叫人看见觉得可怜又可笑。

  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几条整齐马路的两旁大都剩下断壁颓垣。人在那些墙壁上绘着反对轰炸的图画,写着抵抗侵略的标语。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地在烧烧。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地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那里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吧。

  每次解除警报以后,我便跨过浮桥从水东门进城去看灾区。

  策一次在中山公园内拾到几块小的弹片;第二次去得晚了,是被炸后的第二天,我只看见一片焦土。自然还有几堵摇摇欲坠的断墙勉强立在瓦砾堆中。然而它们说不出被残害的经过来。在某一处我看见几辆烧毁了的汽车:红色的车皮大部分变成了黑黄色,而且凹下去,失掉了本来的形态。这些可怜的残废者在受够了侮辱以后,也不会发出一声诉冤的哀号。忽然在一辆汽车的旁边,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我走近了那个地方,才看清楚那不是人,也不是影子。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还有头发粘在地上和衣服上。我听见了那个可怜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警报来了,他没有走开,仍旧做他的工作。炸弹落下来,房屋焚毁,他也给烧死在地上。后来救护队搬开他的尸体,但是衣服和血肉粘在地上,一层皮和尸体分离,揭不走了。

  第三次大轰炸发生在下午一点多钟。这是出人意外的事。

  以前发警报的时间总是在上午。警报发出,凄厉的汽笛声震惊了全市,市民狼狈逃难的情形,可想而知。我们仍旧等着听见紧急警报才出门。我们走进菜园,看见人们挑着行李、抱着包袱、背负小孩向七星岩那面张惶地跑去。我们刚走出菜园,打算从木桥到七星岩去。突然听见人们惊恐地叫起来,“飞机!”飞机!”一些人抛下担子往矮树丛中乱跑,一些人屏住呼吸伏在地上。我觉得奇怪。我仔细一听,果然有机声。但这不是轰炸机的声音。我仰头去看,一架飞机从后面飞来,掠过我们的头上,往七星岩那面飞走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骚动平息了。人们继续往七星岩前进。我这时不想去山洞了,就往左边的斜坡走,打算在树下拣一个地方坐着休息。地方还没有选好,飞机声又响了。这次来的是轰炸机,而且不是我们的。人们散开来,躲在各处的树下。他们来不及走到山洞了。十八架飞机在空小盘旋一转,于是掷下一批炸弹,匆匆忙忙地飞走了。这次敌机来得快,也去得快。文昌门内起了大火。炸死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音乐家(1)。

  第四次的大轰炸应该是最厉害的一次了,我要另写一篇《桂林的微雨》来说明。在那天我看见了一个城市的大火。火头七八处,从下午燃烧到深夜,也许还到第二天早晨。警报解除后,我有两个朋友,为了抢救自己的衣物,被包围在浓焰中,几乎迷了路烧死在火堆里。这一天风特别大,风把火头吹过马路。桂西路崇德书店的火便是从对面来的。那三个年轻的职员已经把书搬到了马路中间。但是风偏偏把火先吹到这批书上。

  最初做了燃料的还是搬出来的书。不过另一部分书搬到了较远的地方,便没有受到损害。

  就在这一天(我永不能忘记的十二月二十九日!),警报解除后将近一小时,我站在桂西路口,看见人们忽然因为一个无根的谣言疯狂地跑起来。人们说警报来了。我没有听见汽笛声。人们又说电厂被炸毁了,发不出警报。我不大相信这时会再来飞机。但是在这种情形里谁也没有停脚的余裕。我也跟着人乱跑,打算跑出城去。我们快到水东门时,前面的人让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拦住了,那个人拿着手枪站在路中间,厉声责斥那些惊呼警报张惶奔跑的人,说这时并没有警报,叫大家不要惊惶。众人才停止脚步。倘使没有这个人来拦阻一下,那天的情形恐将是不堪设想的了。后来在另一条街上当场枪决了一个造谣和趁火打劫的人。

  以后还有第五次、第六次的轰炸。……关于轰炸我真可以告诉你们许多事情。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从以上简单的报告里,你们也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受难的情形,从这个城市你们会想到其他许多中国的城市。它们全在受难。不过它们咬紧牙关在受难,它们是不会屈服的。在那些城市的面貌上我看不见一点阴影。在那些地方我过的并不是悲观绝望的日子。甚至在它们的受难中我还看见中国城市的欢笑。中国的城市是炸不怕的。我将来再告诉你们桂林的欢笑。的确,我想写一本书来记录中国的城市的欢笑。

  1939年1月中旬在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