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抒情散文

01
  书生攻破了自己的堡垒

  初读杨奎松先生新着《忍不住的“关怀”》,就为书名所迷。这次起名的风格与杨先生以往作品书名大为不同,有一种深刻的隐喻和略为张扬的抒情。读完全书后,才能理解杨先生起名的深意,这里有他对那个转型年代最贴切的把握,最深沉的点穴。在一个风云变幻、前途难测的岁月,一群思想迥异的知识人怀揣治国理想,几番斗争之后,却为无情的政治运动所作弄,对政治忍不住的“关怀”竟成了那个时代极其冷酷的笑柄和自作多情的伤痕。

  以往读此类时间段的人文类作品,大都陷于正统口径,陈旧的材料屡屡翻用,格局永远那么狭窄和呆滞。在民智开化的今天,再读那样思维僵化、虚张声势的作品,无疑有一种受罪之感。当下对知识界的反思和如何担当成了民间涌动的暗潮,重新回顾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坎坷道路,正确认识学界的是与非,是目前学术圈内外迫切了断的理论需求。要对以往知识分子心灵史进行切实的梳理,分清过去历史进程中的对与错,才能解决当下知识界面临的诸多精神困境,“一团迷雾”是无法让知识人清醒地走出谬误或狭小的路径的。《忍不住的“关怀”》今年适时出版,跳出知识分子题材沉重、落伍的过去式,以一种豁然开朗的布局和耳目一新的人事观让人心头一震。它具备充沛的学识和直面现实的勇气,足以让其成为当下读之受益的佳作,让徘徊多时的知识分子题材写作终于有了伸手可触的高端标本。

  以前读杨先生的着作,常常为他细致的考证和艰辛搜集的史料所折服,在呈现中国革命历程中大事件大人物的复杂形态时,他的探究本领常有高超、惊人的发挥,他的治学方式及结果直接影响和改变一代人读史识史的水准。在《忍不住的“关怀”》中,可能没有展现更多以往杨着中那种把历史拆穿的乐趣和硬碰硬的“手工”技艺,没有高起高落的走势,更多的还是平实地展现三位生不逢时、境遇不堪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靠翔实的史料统领全书,引导读者重新打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与新政权艰难磨合的真实状态。三位传主又迎又拒的情状令人悲叹,透露了高级知识分子不能自主选择命运、最终形同废人的凄凉心声,正像作者在前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杨先生的这一段话简洁有力,可说透彻地点破了全书的要害所在。

  与以往同类作品比较,我们很容易看到《忍不住的“关怀”》高人一筹之处,它既打破原有局限,又引申了诸多全新的历史话题,足以让人深思再三。我们最震撼的还是书中展示的三位高级知识分子被诱导被折腾被异化的详细过程,通读之后忍不住要为传主悲歌一曲。当下的出版物读后难得产生这种悲悯的人文情怀,传主们的痛楚和转向在字里行间蔓延出来,读者的扼腕长叹就必然是感国伤时的真诚表露。

  燕京大学名教授张东荪一案是1949年后的通天大案,这些年来出版品陆续有所涉及,但都不及《忍不住的“关怀”》解析通透。此篇《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还保留了杨先生据实考证的特点,对张案中的诸多疑点一一予以澄清,解开了蒙蔽多时、看似无解的历史暗扣。譬如以前多称张东荪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第一功”,书中经过详实资料排比,认为对张的功绩有夸大之处,“其主要作用只是担当过一次北平前线国共两军谈判的见证人”。此种事例显示杨着的严谨和细腻,不为流行说法所迷惑。

  以往人们把张东荪“间谍案”弄得扑朔迷离,案情有不同版本,杨着根据确切文件,大致梳理出张东荪通过商人王正伯转交美国人的具体内容:按照政治倾向分析画钩的政协委员名单,未公布的政府预算收入来源分类比例和具体数字。这就表明,中国安全部门并没有找到更多的张被美国吸收为特务的证据,也没有找到张受美国指示搜集中国情报的事实。在公开会议上点名,说张东荪竟然勾结美国人,泄露情报,不可容忍。此说实际上是带有浓郁政治意图的借机清算,与事实有违。同时,杨先生又依据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从当年美国在华外交官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内容,看出张东荪也有主动沟通美国外交官的一面,他通过自己的举动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放弃争取和影响中共的努力。杨着指出张内心的盘算:企望在中美关系上起大作用,想要抓住美国不放,“还准备在国际上可能做出更大的事”。因此张东荪大体上属于“无意叛国,有心救国”类别,他因输送情报被治罪确实为一大冤屈。

  这又连带提到另一个业内治学的疑点:在张东荪“叛国”案上,多数研究者往往不敢正视他1949年后积极尝试沟通美国政府关系的事实,有意为传主遮掩。杨先生由此提出:“许多重要信息得到披露,史料却没有得到准确解读,张东荪一案的史实反而矛盾百出,就连一些从常情、常理就可以看出的问题,也没有人在意了。”这是当代史人物研究的多年通病,从常情常理就能了断的事例往往不得其终,简单的事理反而被忽视。杨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看上去简易、不值一提,却蕴藏着国内治学隐藏许久的一个大漏洞,值得我们警惕和堵塞。 名家散文

  从常识入手,让史料“说话”,不要有意遮挡,更不能视而不见。在张东荪一案的剖析中,杨着以具体的辨析过程,在考证历史疑案的同时,又从学理的角度强调了这么一条治学规则,道理浅显,但却管用。 名家散文

  张东荪原本是内定的新政权尊贵客人,但因为政治上的不适和固执,开始屡遭执政者的冷遇,结果是弃之不顾,作为“棒打示众”的头号目标人物。随着思想改造运动的深入,燕京大学工作组对张东荪斗争层层加码,应该是贯彻高层旨意的结果。

  杨着描述了党组织政治运动“贷款”(内部语)的运行图,即暗地里供给学校党团员批驳张东荪的资料和论据。其中利用旧着末页的题词和一条国社党内部提案,就罗织罪名,对张东荪大会批判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事先布置好的积极分子轮番上台质问。会后,学校广播站高声宣布张东荪检讨不老实,制造高压的斗争气氛。当张东荪第四次检讨未通过时,现场群众齐声哄叫,后排人支起脚看他的窘态。老友邓之诚在日记中记述道:“尖锐得无以复加。”

  这些从档案中爬梳出来的小故事,过目难忘,扣人心弦。这是杨着向来具备的“细节优势”,惊悚中蕴含了无比凄凉的精神苦痛。杨先生颇有兴致地写到张东荪参加首次人民代表选举的全过程,以一个个戏剧性的场面传达了传主跌宕不平、失望愤恨的政治情绪。知道自己名字在选民名单里,原本担忧万分的张东荪高兴得失态:“这次选举真民主,比资产阶级的还好。”但是他误判形势,贸然到会,在选举会议上遭到有组织的围攻,几位教授要求剥夺张的选举权,控告他的罪行,迫使他狼狈退场。这种近乎羞辱的行动,令他的处境愈加困苦,只能挤牙膏似地把生命能量空耗,沦陷到窒息的沼泽地而无法自救,下半生就基本丧失了真心开怀的时刻。

  如果说张东荪的命运给人一种惨不忍睹的伤痛,那么潘光旦的转向就是撕扯人心的哀痛。前者涉及身体的麻木、沉沦感受,后者却关乎暗箱般的心灵煎熬。杨着中的潘光旦一文读之震撼,是这么多年来最让人揪心、欲哭无泪的篇章,时至今日我们才清晰地明白,“岁月犹如杀猪刀”,是怎样把一位知名学人活生生地修整成无用的“政治人”。

  当时为了敲打民盟右翼,就必须把潘光旦弄成敲山震虎式的批判对象。正像北京市委给中央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潘“先后检讨五次,并且大哭一场,仍未过关”。而且每次长达三个小时的检讨之后,推心置腹的坦白又会引起与会群众的更大反感,形成无解的恶性循环。最为可怕的是,学校党总支专门安排潘光旦去北大参加极右分子周炳琳的全校检讨大会,让他看到周痛哭流涕、子女表态、师生肯定、最后顺利过关的场面,施以强大的震慑,又让潘光旦复盘同样的阵势,直到他彻底服输为止。他逐渐学会“向人民低头学习,看齐工农劳绩”,对马恩毛着作做了详细的读书札记,努力模仿共产党的思想语言,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贴近,加快自己知识结构的更新与启动,多次表示:“我争取站进人民队伍中来,全心全意跟着党与毛主席走。” 抒情散文

  从杨着披露的潘光旦1961年日记片断,可以看到他的政治态度极其认真,积极反省改造过程中的自身不足,有些言论“左”的程度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当时他自我感觉已与新社会日渐交融为一体,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还专门表扬他“终于攻破了自己的堡垒”。

  我们不能责怪潘光旦,只能痛恨肥沃生长的极“左”土壤和高超的“洗脑”技艺。杨着“潘光旦”现象的描述,极其少见地揭示了在二十世纪长时间段内知识分子整体放弃抵抗、失去担当的责任问题,应该是近些年来出版物中最让人长考、最有贡献的时代话题之一。 抒情散文

  《忍不住的“关怀”》中还有一位传主是当代国史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他的出场及下场预示中国政坛变幻莫测、政治无情的冷酷特点。他就是长期担任《大公报》领导职务,被供上“牌位”的王芸生,他曾经为《大公报》呕心沥血,又是他把《大公报》钉上“耻辱柱”,亲眼看着它奄奄一息而被疯狂浪潮呑没。

  杨先生充分利用新发掘的大量史料,全面展现了王芸生既与《大公报》相互“烤火取暖”、又不得不“揭旗造反”的扭曲过程,其用料之精、判断之准、分寸之好都令人称绝。在书中,杨先生对历史人物的善意同情与理解深深感染读者,这是糅合在学术理念中最美好的人文关怀。

  让我们最感诧异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王芸生批判上海资产阶级分子的文章如此犀利,责骂毫不留情。他不仅在报上论战,还直接到大会现场当面批判胡子婴等资方头面人物,言语上纲上线,不惜得罪一大批旧日老友。这可以看出他在新社会的转型极其顺手,自己以为是苦孩子出身,与执政党有天然的思想联系。

  正是由于王芸生唾面自干,一度获得高层的政策宽待。毛泽东曾许诺:《大公报》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也当面表态: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但是形势强于人,新社会已经容不下私营报纸的生存,连买纸印报的钱都不得不向政府申请帮助,缺少自主权。而且新闻管控加大,千报一面,编报已使人“瞠目束手”(徐铸成语)。

  王芸生终于认识到自主编报的不可能,无法重返或复制过去红火的报人生活“现场”,只能一遍遍骂《大公报》为“反动统治的帮闲和帮凶”来换取暂时的喘息。最可怜的是,按照官方的口径,他将自己的引路人、原《大公报》三位开拓者做了妖魔化的描述和批判,自己内心都无法安宁和获谅。就像党组织对他所做的内部评价那样:“解放后,他很努力,努力维持他的地位,工作积极,极力和党靠拢,而内心是不舒服的。” 名家散文

  王芸生那时已有意退隐,不愿或不能过问报社事务,以致1957年鸣放时群众对王社长多有意见,竟认为他脱离群众,有官僚主义之风。人们哪能深入他的苦闷内心,谅解他做事的难处。我手头抄录有一份1957年5月29日王芸生在报社内部的讲话稿,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补充,帮助了解他惶恐沉重的心机。他坦率地回忆这几年办报之难:“每天惊心动魄地发稿,抢新闻,连犯错误,李纯青同志哭了,我昏了。什么老记者、老经验,一点把握也没有,心中无数,简直是受罪。这样当然办不好报。发行数由十九万七千份跌到五万多份,天天赔老本,基础在垮。”他感叹《大公报》诸多变迁,已经丧失了基本阅读队伍,这就意味着一张大报的死亡:“人也变了,大公报所联系的高级知识分子变了,老的死了,没死的也改造了。大公报今天要走回头路是死路一条。”

  王芸生在会上宣布,决定从6月3日起,半天学习,半天到报社办公。然而历史再也不能给他任何机遇,几天后反右风暴骤起,彻底浇灭了他残存的办报热情。

  贫困家庭出身的王芸生天生具有一种革命的起因,在社会转型时机成为一个积极投入者,他对资产阶级口诛笔伐,伤人之重,就是自以为漂亮的“反戈一击”。可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迫使他打消了办报的梦想,思想不得不沉沦麻木,靠着否定自己和《大公报》来“张扬”所谓的进步性。《忍不住的“关怀”》很好地写出王芸生身上交集的多种矛盾,深刻呈现了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无所适从、无法定位的错失感,王芸生的理想破灭与槁木死灰,就是最为典型的写照。

哲理抒情散文欣赏

02
  重温陈寅恪,寻找丢失的耻感

  终于等到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修订再版。上世纪90年代,此书的一纸风行和随此书而来的“陈寅恪热”,的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而若从内容上分析,和初版比较,修订版除了因为当时一场官司不得不于相关处作一些必要处理之外,其他改动可以说几乎微不足道。从这个角度,也许难免会让人担心:此书的初版本既然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读者群,如今将一个改动甚微的修订版推出,是否还会吸引人们的注意?时移势变,此书再版可还有丰富的蕴涵?有的。此书再版,适逢中国知识界之剧烈分化。重温此书,今之读者可以从陈寅恪那里寻找一种近乎丢失的耻感。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里,弥足珍贵的当然是作者费尽心力发掘的原始文献,而其中最惊世骇俗者则是一份名为《对科学院的答复》的档案。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设立上古、中古、近代三个历史研究所,拟请陈寅恪任中古所所长。陈氏弟子奉命南下邀请老师就任,陈寅恪开出了就任所长的条件,“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真要感谢忠实记录了这场谈话的陈氏弟子,尽管他当日不可能意识到这份记录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中曾经说过,发现一个古字和发现一颗彗星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躺在尘垢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其光芒又如何呢?相信所有对中国1949年后的历史稍稍熟悉者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陈寅恪这里的表态不过是其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以贯之,无甚稀奇。此言不差,但为什么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环境中,如陈寅恪一般对自己体认之“道”坚守者寥寥无几,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哪怕是那些着名的自由主义者却常常轻易为外力所动摇和左右? www.sanwenge.com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个人数虽少但不应忽视的群体,他们对中国文化怀抱着无限深情,强调中国文化本位,但另一方面,对以“民主”“自由”为基本符号的普世价值并不拒绝,在他们那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融为一体的。在这一群体中,陈寅恪、吴宓和着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堪为代表。

  1949年后,在一个与自己经验完全陌生的时代里,面对新的主流话语和价值符号,除了唯利是图的投机者,知识分子如何选择真是一个难题。许纪霖分析过金岳霖这一个案,金岳霖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列主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49年以前一直担心中国被瓜分。正是这样的‘瓜分情结’,使得他在解放后认为共产党解决了国家的独立,所以国家有自由了,个人自由受点损失也就认了”。因此,金岳霖们在思想改造中意志上也许并非完全自愿,但于理性层面,又往往是自觉的,他们觉得自己配不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应该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看来尽管是一个很大的弯子,尽管备尝痛苦,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毕竟还是转过来了。与此相比较,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却固守自己的领地,这是为什么?

  不能不注意到,在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儒家理想人格的榜样作用。何谓儒家理想人格,内涵和外延或许都十分模糊,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又分明感受到了,它就活生生地存在于先贤的只言片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对陈寅恪们来说,先贤的片言只语就仿佛是一种神示的力量,始终能让他们从艰难竭蹶中倔强地昂起头来。有时候他们可能显得不通权变,甚至颟顸,但在传统文化浸润之下,其耻感却是最深的。

  吴宓赠陈寅恪诗曰:“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耻感沦落,底线丧失,迂执如陈、吴二公者,又怎能不生“吾道孤”之叹?昔日的大儒顾亭林在圣贤经义中最看重两点,即“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任何一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如果准备扮演适当的角色,就不仅要“博学于文”,而且须“行己有耻”,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两重担当。寻找丢失的耻感,不妨从重温陈寅恪开始。而这一点正不妨看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再版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哲理抒情散文精选

03
  民初的国会并不神圣

  对于严谨的历史学者来说,《国会现场:1911-1928》可能是一本从行文上就无法令他们满意的书。本书的序言开头就写道:“国会、立宪、民主、自由、政党政治,这些曾经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玫瑰梦。”作者在全书的第一句就用上这样的词汇,显示出他更重视的是思想的火花。 抒情散文

  这是一本充满思想和现实关怀的书,这种现实关怀之强烈,使得作者时不时拿一些非常现代的思想去想象一百年前的历史。譬如,作者评论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名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时说道:“立宪派们一度天真地相信,共和宪政时代真的来临了,自由、平等、理性、包容、多元、开放,这些最宝贵的价值,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像鲜花一样绽放。”(50页) 名家散文

  但是,“立宪派们”之一的曾说,“吾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与法之十万贵族压制平民,事既不类,倡革命言压制者,已类于无病呻吟矣。”(《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309页,岳麓书社,1985年)其实就算是革命党,又何尝迷恋自由平等,说:“西洋人为何争自由,中国人为何不争自由?中国人不但不争什么自由,并且连自由这个名词,得到现代的意义,还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这是何故?这是因为中国人自由实在太多了,所以不知道有自由。”(《孙中山集外集》,3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自由、平等”在当时绝非毫无争议“最宝贵的价值”,至于“理性、包容、多元、开放”,若要问当时的“立宪派们”具体指什么,他们多半两眼一抹黑,听都没听说过,所谓“最宝贵的价值”更是从何谈起?

  以现代的观念去分析过去的历史,如果运用得当,会有独特的视角,如果运用不当,则不仅会歪曲历史,还会混淆观念。《国会现场》一书对现代观念与历史的结合则略嫌生硬,在引用非常流行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时,这个缺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武昌起义后不久,湖南首先响应,宣布独立,以焦达峰、陈作新两人为正副都督。当时湖南秩序混乱,焦、陈两人控制不住局面,湖南前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以旧咨议局为中心组织了省参议院,“省议会成立后,草拟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是《都督发令条例》,规定参议院有权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的命令必先由参议院审议同意,加盖院戳送还,始可发交各机关执行”。谭延闿为什么这么做?《国会现场》一书说,“立宪运动的丰富阅历告诉他,权力一定要监察”,谭延闿的“真实用意,就是想把焦、陈这两位江湖大佬的权力,关进笼子”(12-13页)。

  可是,焦、陈两人机缘巧合当上了湖南都督,令不出都督府,地位朝不保夕,他们手上根本没什么权力,又谈何关进笼子?湖南地方绅士瞧不上他们,新军也不买他们的账,做了不到十天都督,他们就在一次兵变中被谋杀了。 抒情散文

  对此,《国会现场》竟然归因为《都督发令条例》“在参议院讨论不下去,只好暂时‘搁置’。议会的第一次‘限权’尝试,便不了了之。权力不能关进笼子,它就要肆虐了,最后把掌握权力的人也吞噬掉”(14-15页)。其实焦、陈之死,不是因为他们是“掌握权力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权力。 名家散文

  其实,我们在谈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时,会不自然地忽略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必须存在着连续而稳定的权力。如果生逢民国初年那样的乱世,尽管那个时代“芳华鲜美”(354页),但是整个中国分崩离析,根本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在这种状态下若是有人哭着喊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想哭都没地方哭。

  辛亥革命后,中国最有实权的人物当属大总统,然而,袁世凯的权力没有任何法理上的支撑。根据《临时约法》,中华民国采取的是内阁制而非总统制,袁世凯的大总统头衔只不过是个虚名而已,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实权。所以,袁世凯千方百计要把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国会现场》对此评论说,“权力不甘于被关进笼子,它要破笼而出了。”(89页)袁世凯的情况不属于“权力不甘于被关进笼子”,他自身的权力并不稳固。

  从法理上来说,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会。自清末开始,国会就被认为是可以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机构。然而,民初国会成立以后,拥有监督权的国会本身成了一个权力,而且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梁启超说,“盖政府不妥,能藉国会以矫正之;国会不妥,则更无办法。所谓国会不妥者,大略有二端。其一,则专务捣乱,不管政府政策之良与不良,一概挑持反对,致政府掣肘不能办一事。”(《国民浅训》,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二,5页)袁世凯一度被国会“专务捣乱”弄得束手无策,愤而指责“国会专制”。

  《国会现场》一书说:“‘国会专制’这个名词,是袁世凯从法国引进的。”(90页)其实袁世凯虽然精明能干,却不是一个思想敏锐的人物,“国会专制”也不是袁世凯引进的。此前在清末,有准国会地位的资政院嚣张不已的时候,刘廷琛就指责资政院“使朝廷避专制之名,议院行专制之实。议决案件,必要求政府实行,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在皇上而在议员”(《国风报》第一年第三十三期)。到了民国初年,很多思想家都把国会和君主类比甚至等同起来,严复在1913年时就曾说,“中华民国方以国会为之君”,“国既为民主矣,则主权诚在民。民众而不可以尽合也,于是乎有代议焉,而为国会。是故国会者,合数百千人之民献,名曰法人,有君象焉”(《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严复集》(第二册),325-326页)。

  如果国会真的能继承专制君主的权力和权威,那么民初的国会实践可能还不至于失败得那么彻底。当袁世凯受够了国会“专务捣乱”,受够了“国会专制”,公然干涉国会、剥夺国民党议员资格、解散国会的时候,国会完全不堪一击,国人也完全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