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抒情散文

01
  历史的诚实
  奥斯陆的海盗博物馆建在比德半岛上,与中心市区隔着一个峡湾。
  主要是一栋楼,不大,但一进门就见到那艘把船梢翘到半天上的海盗船,立即精神一振。这栋楼从外面看应该有两三层吧,但里边就是这么一个让海盗船嚣张其势的大厅,而且仔细一看还委屈了那艘船,它当年在北国的海天间该是如何狂放舒展。
  埃盗就是海盗,以此命名不是为了幽默。多少抢掠烧杀的坏事都干了,长长的年月间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为之而惊恐万状、闻风丧胆。挪威人对自己祖先的这段历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荣,而是诚实记述、平正展现。这种心态很令人佩服,但对我们来说却有点陌生。
  我在三艘海盗船的前前后后反复观看,很想更深入地领悟挪威人的心态。进门时听他们馆长说了,挪威总人口四百万,每年到这个博物馆来参观的却有四十万,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从种种文字看,他们丝毫没有为海盗招魂的意思,也未曾为祖先的暴行而向受害各国道歉,这种不作道德价值取向的立场是凭什么建立的呢想起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一个说法。他说人类分成三个阶段演进,一是蒙昧时期,二是野蛮时期,三是文明时期。此间值得我们注意的学术关节是:野蛮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边捕点鱼,打点猎,采点野果,后来又学会了种植和造船,生活形态非常落后,应付不了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纪后期开始海盗活动,对被劫掠的地区和居民犯了大罪,但从远距离看过去,客观上又推动了航海,促进了贸易,扩大了移民,加强了交流。这便是从蒙昧走向了野蛮,又以不文明的方式为文明创造了条件。
  从博物馆的展出来看,海盗的活动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较强蛮,有的群落则比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线也有不同的重点,例如对于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以抢掠为主;而对于俄罗斯一带,更多的是贸易;有些群落则由于挪威难以为生,到冰岛、格陵兰这样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抢劫和贸易,也都有人在当地定居下来。
  定居是对一种文明的进入,不管开始时的身份和态度如何,迟早会受到当地文明的同化。从他们的行为规律来看,越是到富裕的地区,越是到与自己原来的生态拉开了很大差距的地区,态度越蛮横,但正是这样的地区,文明浓度也越高,日后对他们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败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战胜者。这便是由野蛮阶段向文明阶段过渡的环境原因。
  与环境同时起作用的是时间。有些劣迹累累的海盗终其一生无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态,但他只要在文明的环境里定居下来,子孙们却会变成另外一种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的奇迹不见得会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发生,但在生命繁衍过程中却是必然。
  这么说来,难道一切恶习都迟早能转化成正面力量不对。
  为什么后世的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都没有像挪威海盗那样完成转化这就像说人由猿猴进化过来,为什么现在世上的猿猴不再进入这个进化过程我想正是这种深刻的区别,使现代挪威人没有把“海盗时代”看成“罪恶时代”,没有为祖先的恶行而羞愧,每年愿意一再地到这里来看看。
  这种深刻的区别,在于挪威海盗的出现有一种“历史的诚实”。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无以为生,又不知道其它谋生方法,更未曾经受起码的精神启迪,他们就手持刀剑上了船。换言之,他们彻彻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蛮的荒原上,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恶。
  正是这种“历史的诚实”,正是这种粗砺的单纯,使他们具有最大的被救赎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对他们来说是蓦然初见,如醍醐灌顶。
  相比之下,后世的许多邪恶就失去了这种“历史的诚实”。那些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还为自己的暴行编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这就不是文明演进长途中的自然顺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变不了人的猿猴,永无疗救希望的盗贼。
  这使我联想起一件小事。这些年中国大陆文化市场上盗版猖獗,盗版最早就叫“海盗版”,因此在名称上与挪威海盗有一些关联。我一度曾宽心痴想,这些人的行径也许能冲击一下出版体制上的“蒙昧时代”,然后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吧,因此曾在报纸上对他们好言相劝,说如果及早改邪归正,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生龙活虎的出版家。但事实证明我想错了,他们不存在挪威海盗那样的“历史的诚实”,而是熟知文明规范,还要连篇累牍地证明被害者是如何地该杀该盗。既然文明已经被搓捏在他们手上,他们也就不会再向文明进化了。
  与他们相反,挪威海盗不大为自己申辩,因此那个时代变得沉默和神秘,差一点让后代茫然于它的存在。千百年来这样的群落一定还有许多,由于无法以文字语言进入历史,历史也就把它们删除了。幸好挪威海盗一个小小的习惯不经意地给历史留下了确切的痕迹,那就是当时小王国的统治者去世时常常以船载棺来埋葬,使一些漂亮的海船埋进了沙土深层,获得了真空保存。海盗博物馆里的三条船,就是从沙土中挖出来的。因为其它材料不多,这个海盗博物馆的正式名称应该多加一个字,叫海盗船博物馆。
  挖掘出来后立即引起了高层学术界的广泛兴趣,这不是猎奇,而是因为获得了解读历史的一个新鲜角度。正统的历史往往过于矫饰,而另外的角度又缺少实际材料的左证。左证一来,当然欣喜莫名。对这种兴趣我非常理解,多年来我在实地踏访中国历史脚印时深感许多文字记载之外的鲜活历史被人们搁置、遗忘了。当时我就想搜集草莽文化、青楼文化、乞丐文化的材料,认为那是一片特别珍贵的文化边缘地带。后来由于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研究这个地带,至今还恨恨不已。
  挪威的海盗文化却有一批学者在认真研究,陪我参观的馆长迈克尔逊EgilMikkelsen博士就是奥斯陆大学的教授,他说他周围专门研究海盗时代的学者就有十余名。我问他最近研究的兴趣点,他居然说是在研究那个时代的北欧与佛教的关系。这当然让我兴奋,问他有什么起点性的依据,他说在斯德哥尔摩郊外出土一尊佛像,据测定是海盗时代从东方运来的。另外,还在海盗船和地下发现贝类串成的项链,很可能是佛珠。我建议他不要对后一项研究花费太多精力,因为佛教反对杀生,一般不会用贝类来串佛珠,而在其它原始部落的遗物中,我也经常看到这种贝类项链。
  他又说,海盗时代与伊斯兰教的交流,已有大量证据。
  我知道,馆长先生一直着眼于宗教,是想进一步解析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外来精神条件。
  这种研究,既属于历史学和考古学,更属于人类学和哲学。
  于是,海盗这个狰狞的名词,在这里产生了深厚而斯文的内涵。这个小小的博物馆支橕起了超越人们常规思维模式的文化反差,因此很有精神力度,虎虎有生气地屹立在海边。

关于余秋雨的抒情散文

02
  海牙的老人
  海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但最后,我当然还是让他失望。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连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也无法把自己的历史图像收入博物馆,任其在博物馆门外长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们中国流浪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门庭,反把人家的历史图像带走我们中国人太知道,这些历史图像一旦被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时日。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满个人情谊而又无行贿嫌疑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叠,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到海牙总要去看看国际法院,世界各国的旅行者都这样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宫栅栏外,停满了各种旅行车辆,挤满了一队队来自各国的游人。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和平宫的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国际法院不是一个纪念性遗址,而是一个天天都在忙碌的联合国司法机构,当然不允许旅行者参观。因此,铁栅栏外的参观,其实只是远眺。
  我们几个拨开众人,找到了第一层正门,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我们就在各国旅行者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鱼贯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视背后,总觉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说:“干脆,神态凝重一点,装成被告或原告模样吧,让那些不能进来参观的人心里平衡一点。”
  我说:“装不了。谁都知道,中国人从不在国际法院找麻烦。”
  又一位伙伴说:“该不会遇到米洛舍维奇吧,说不定这些天引渡过来了。”
  我说:“那归前南特别法庭管,不在这里。这里是法院,统领那个法庭。”
  说着,已走到和平宫主楼的正门,那里站着两位警卫。领路的女士与他们说了一阵,警卫拿出一本登记簿让她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她转身向我们挥手。原来她已完成任务,要离开了。主楼里边,已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等着我们。
  我们跟着这位小姐轻步前行,绕来绕去,居然从主楼的后门绕到了一座新楼。那里有几排椅子,她叫我们坐下休息,说过一会儿会有一位官员来接我们。
  大概等了十来分钟,听到一声热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她比较重要,因为她讲话很多,无拘无束。
  从她口里越来越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说他要破例接待我们,今天一早就亲自给她打电话作安排。我们问那人是谁,她一怔,然后笑了,说:“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他是国际法院副院长,今天特地空出时间来等你们。我现在正领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这条路有点复杂,上二楼,走过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楼。她先领我们看了看各位大Fa官审案前开会的会议室,再看隔壁的审判庭。这两个地方今天都空着,一派古典贵族式的庄严肃穆。
  从审判庭出来,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们先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在一个灰色的门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下。
  才两下,门就开了,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个中国老人“你们来了请进请进”———这更让我吃惊了,居然满口浓重的上海口音这便是堂堂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史久镛大Fa官。
  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会议选举产生。史先生在这里极具威望,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国。
  他的办公室分两大间,外面一间堆着各种文件和电脑,里面一间有他的大写字台。宽宽的落地窗前一个会客的空间,我们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国式的园林,却又带有英国园林的自然风味。
  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答:我们在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涉及到一切国际大事,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与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语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国,却旋转着表里两层结构,看谁旋转得漂亮,可谓脚盘固定而手法灵活。而他则相反,除了法律和正义,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也没有言谈的手法,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毫无修饰和讳避。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分立的门户长年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们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像刚才与我们谈的那样,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这位国际大Fa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着国际间最缠人的麻烦事,却明确声言“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这就突然让我们明白,人们一般理解的“交际”,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余秋雨抒情散文欣赏

03
  恬然隐者
  终于要去冰岛了。
  中文对外国地名历来用音译,只有极少数例外,冰岛是一个。冰岛———仅仅两个字,把寒冷、孤僻、遥远全然付诸人们的直觉。但这种例外的译法也会带来麻烦,如果读者根据意译所产生的文字直觉向那些音译的地名推衍,会造成很多误会。要是德国、法国被误会成了以道德和法律治国的楷模,那么西班牙、葡萄牙可真要咬“牙”切齿了。
  当初那个叫红色埃里克的人因杀人而被冰岛放逐,渡海找到了格陵兰,格陵兰Greenland这个地名就是他起的,意为绿岛,与冰岛对着干,想以一个对比性的名字把冰岛人吸引过去。但在中国翻译者手里,格陵兰还是用了音译,只让冰岛单个儿冷着。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冰岛实在太不重要,又比格陵兰小了许多,几乎不会进入国际视听,开头随口叫了一声也就不去更改了。
  对于这种永远被忽略的边角地位,冰岛人并不气恼。我读到过一本由冰岛学者写的小册子,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
  一个被遗忘的岛国,有时甚至被一些简易地图所省略。连新闻媒体也很少提到,除非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或碰巧来了别国元首。
  它的历史开始于九世纪,由于海盗。它自从接受了来自挪威的移民之后,长期与欧洲隔离,以至今天的冰岛人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古挪威文字,而挪威人自己却已经完全无法做到。
  它不可能受到外国攻击,因此也没有军队,形不成集权。它一直处于世界发展之外,有人说,如果冰岛从来没有存在过,人类历史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用这样的语言来谈论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我们很少领受的凉爽。我当时就想,隐者的恬淡总是让人动心。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和多少事能影响人类历史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远离热闹,有何不好不仅保全了一个纯净的自我,还替别人保全了祖先的语言,冰岛,像是一口远山老井,一座荒地冰窖。
  世上不少故意的恬淡往往是一种掩饰性的表演,但冰岛不是。这次我们出发前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欧洲各国都有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前来参加,而冰岛来的是大使本人。奥拉夫·埃吉尔松大使是一位学者,在发布会结束后找到我,话不多,很诚恳,说要送我一套书。这套书叫《萨迦选集》,厚厚两册,一千多页,掂在手上重重的。萨迦Saga是冰岛中世纪的一种叙事散文,我以前略有所闻,却不知其详。此刻手上的分量又一次提醒我,很多并不张扬的文明,在远处默默地厚重着。
  冰岛不想在世界上斗奇争胜,只是得知有人要来进行文化考察,二话不说,先捧一点早已远去的祖先声音给你们听听。捧持者就是驻外大使,这是人家对外交往的第一话语。相比之下,反倒是一些堂堂大国找不到自己的第一话语了,在滔滔不绝的浮言豪语中失落了本真。
  这套萨迦装进我的行箧,掐指算来也已颠簸了欧洲几十个国家。照理这样的旅行应该多带一些图书资料作为参照,但远路只能轻装,何况天天换地方,要带多少才够我根据上一次在人类古文明遗址进行数万公里考察的经验,知道越是缺少资料装备,反而越能唤醒生命底层的感悟,因而这次临走只随手挑了几本小册子,全部分量还抵不过这套萨迦。我放不下萨迦,是因为自己对冰岛过于无知,又找不到别的资料。至于它到底讲了些什么,却因一路辛劳,没有去翻阅。只料想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轻易不能去骚扰。
  到了斯德哥尔摩,在繁忙的采访日程中悄悄挤进了另一番紧张:为冰岛之行作准备。当地朋友一再劝阻我们:“即使夏天到冰岛都要带足御寒的衣服,你们怎么会选一个隆冬去冬天,连最后一点苔藓也没有了,看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哪一个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岛”
  我的意见恰恰相反:不去冰岛则罢,要去一定要赶一个冰天雪地。严冬是它的盛世,寒冷是它的本相,夏天反倒是它混同一般的时候,不去也罢。
  那么只能与我们的车辆暂别了。自雅典出发至今,我们都在车上,连几次渡海也带着车。冰岛实在太远,又是冰海季节,因此只能坐飞机。我们随身要扛很多拍摄设备,已经拿不了多少个人行李,亏得我还记得带上了那套萨迦。
  车辆连同行李寄存在一个寒枝萧萧的院落里,天正下雪,待我们走出一段路后依依不舍地回头,它们全已蒙上了白雪,几乎找不到了。
  那好,就算是北欧大地为我们破釜沉舟,为了去冰岛。
  由斯德哥尔摩飞向冰岛,先要横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然后便看到隐约在寒雾下的挪威海。几个小时后终于发现眼下一片纯白,知道已是冰岛上空。我以前也曾多次在飞机上俯瞰过雪原,却第一次看到白得这样干净,毫无皱折,心里猜测,那该是厚达千余米的著名冰川。
  皱折毕竟出来了,又推想该是冰岛高地了,如果没有大雪覆盖,这里酷似月球表面。据说美国的登月宇航员出发前,就在这里适应环境。那么,这便是不分天上人间的所在,而且更近于天上而不是人间。
  皱折不见了,又是纯白。纯白中渐渐出现一条极细极淡的直线,像是小学生划下的铅笔印痕,或是白墙上留下的依稀蛛丝,我好奇地逼视它通向何方,终于看清,那是一条公路,从机场延伸出来。机场也被白雪笼罩,不可辨认,只见那条细线断截处,有橙光润出,飞机就向那里轻轻降落,尽量不发出声音。
  下地一阵寒噤,冰清玉洁的世界,真舍不得踩下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