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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前的青春

幸福

幸福的爱情都是一种模样,而不幸的爱情却各有各的成因,最常见的原因有两个:太早,或者,太迟。

落空的承诺
  在这一封信的篇首,我想引用一段卡里·纪伯伦在《先知》那本书上的话:
  ——一个怀抱着乳儿在胸前的妇人说:对我们讲关于孩子吧。
  他说:
  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
  他们是“生命”的子与女,产生于“生命”对它自身的渴慕。
  他们经你而生,却不是你所造生。
  虽然他们与你同在,但却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他们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思想。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供他们的身体以安居之所,却不可锢范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居住的明日之屋,甚至在你的梦中你也无法探访。
  你可以奋力以求与他们相象,但不要使他们肖似你。
  因为生命不能回溯,也不滞恋昨日。
  你是一具弓,你的子女好比有生命的箭借你而送向前方。
  射手看见了在无限的路程上的标记,而用他的膂力弯曲了你,以使他的箭能射得快而且远。
  愉悦的屈服在他的手中吧:
  因为正如他爱那飞驰的箭,同样他也爱强固的弓。
  我很喜欢纪伯伦。在欧洲读书时,朋友送了我一些他的作品,都是法文版的,回国后发现台湾也有中文版了,而且译得很好,是由王季庆女士翻译的,我上面这一段就是抄自台湾的中文版。
  我觉得,他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比喻,虽然极美丽极有诗意,可是也极为严肃。
  我们常常会认为,孩子是“我的”。本来也是,从怀他、生他、养他到教育他,哪一点不是我们的心血?哪一处不是我们的牺牲?从一个完全无助、完全无知的小小婴儿,长成到一个可以和我们顶嘴,惹我们生气到最后离开我们自立门户的大孩子为止,哪一天他不是在我们的羽翼之下?除了我们以外,有谁可以有权拥有他?他不是我的还会是谁的呢?
  当然,对开明的父母来说,这并不构成任何问题,他们会知道,对孩子的控制与关切该到什么地步,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什么时候该装一装糊涂,孩子们其实心里也会明白,犯了错自己心里也会知道。
  可是,对某一些父母来说,假如他们坚持孩子是“我的”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可怕了。
  常见到盛怒的父亲打孩子,旁人看不过眼,去劝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
  “孩子是我的,我要把他打死你也管不着。”
  从法律的观点上来看,他如果把孩子打死了,别人当然管得着他。从伦理的观点上来看,他既是孩子的父亲,说的应该只是气话,他绝对舍不得把孩子打死。可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看,有多少父母正以绝对主观的方法来把孩子逼到一个无法招架的境地。
  在某些家庭里,常会发现一些比较受漠视的儿童,而这些儿童在待人接物或学习的表现上也常有令人不愉快的表现,两者之间有时可以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父母常在不自觉的状况之下评判自己的孩子:
  “老大将来一定有出息。”
  “我们家最不争气的,就是老三。”
  孩子们从眼色或语气之中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幼小的他,并不知道这只是父母主观的衡量,他会以为这就是事实,认为自己也许真的就只有这种价值。
  另外一种家庭,对每个孩子都做到公平对待的程度了,也注意到每个孩子不同的个性与爱好,父母常会在朋友之前介绍:
  “这是我们家的文学家。”
  “我们老么,是个学理工的料子。”
  当然,幼时的爱好常会引伸为成人后事业的基础,但是,过早的定型并不一定妥当。因为,有时候一个人的兴趣可以有很多种类,大树尚且要向四面八方去深入扎根,每个方向的成长都是不可预料的,更何况一个人呢?所以,最好避免太早给孩子下断语。
  更有一种父母,认为只有他们为孩子安排与计划的那条路才是最好的一条,孩子自己所做的其他试探都是浪费与荒谬的。每一个孩子都渴望父母的爱,渴望得到父母的称赞,所以,有不少孩子是诚惶诚恐地走上父母为他安排的路。有能力走的,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个美丽的将来,但是,如果孩子实在没有能力走上那条路的话,对他、对父母,生活都会变成一项痛苦莫名的负担。
  写到这里,心里很难过,因为,没有一个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逼上绝路。问题是,在一个人口激增的社会里,若不这样做,孩子将来可能就没办法好好生活。我们最常听见的承诺是:
  “你只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可以成功。”
  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立法院的委员先生们还不肯为“人口红灯”想一些强制性的办法的话,将来恐怕并不会这样乐观了。
  也许有读者会觉得我很奇怪,从纪伯伦那么美的诗句开始,却以希望立法不准再多生孩子作为结论,不是大煞风景吗?我亲爱的朋友,窗外的茶花开得越多,风景会越美丽。但是,在我们的小小庭院之外,整个社会正面对着一种逼人的人口压力,若不再想办法,恐怕将来就再也不能给我们的孩子任何美丽的承诺了。
应该“抢先”吗
  有些朋友的孩子在五岁多,就背着大书包上一年级了,有的朋友碍于学校规定,怎么也塞不进去,就会埋怨:
  “怎么办?又要损失一年,多划不来!”
  我对这种论调,打心里就有反感。对别人,我不知道早读一年书是不是赚了一年?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早读了一年多的书,却实实在在地损失了我好多年。
  就只是因为姐姐上学了,我在家里没有玩伴,于是,还不到五岁的我,从没进过幼稚园,就跟着姐姐上了一年级。对我来说,这一段入学的开场白实在是一个真实的恶梦。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而别的同学却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幼小的我并不知道这是年龄所造成的差距,却以为是自己的错误,整天战战兢兢地过日子,那滋味真是难受极了。到现在有时候睡梦里还会出现类似的经验,好像打开书本,却发现一个字也不认得,要考试了,就是想不起来上过这样一门课,或者,上课的时候,总找不到课本,找不到教室等等,总是一身冷汗地醒了过来。
  我的小学一、二年级,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老师发了一张考卷下来,要在右上方写下自己的名字,我写下了“席”字,可是 “慕”字对我委实太难了,我只会写上面的一半,“蓉”字我更不会写,只好写了几个自己会写的字交了卷:“席草生”从此就变成了整个班级的话柄,也在多年以后成了家人之间逗趣的笑料:“好好的席慕蓉不要,她偏要给自己取个名字叫席草生!”每次提到这件事,大家都会嘻哈地笑个不停。
  可是,在当年,对我来说,这实在并不是件有趣的事情。到了三年级,我仍然是个不受老师喜欢的迟钝的学生,常常会逃学,会说谎,有一次成绩单发下来是三十五名,我躲在厕所里用纸条贴上再用墨水涂改成第五名,父亲在客厅等着我们姐妹交出成绩单,两个姐姐总是考第一或者第二,而当我双手发抖地交上我的成绩单时,我心里很清楚地知道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出了我的作伪,可是,奇怪的是,大家都没有揭穿我。两个姐姐安静地站在旁边,而父亲用很平和的口吻说: “老师怎么把成绩单搞得这么脏呢?你明天去问一下老师再来告诉我好吗?”
  我很感激我的父母和姐姐们,在这最紧要的关头护住了我的自尊,让我在第二天晚上,心甘情愿地流着泪向父亲坦白了一切。父亲大概也早已向老师打了招呼了,因此,在学校里老师也没有为难我。第二次月考我考了第十九名,父亲还大大地夸了我一番。从此以后,在我的小学生涯里,我没有考过四名以下,终于走出了那个恶梦。
  不过,我始终认为,若是我能在六岁以后才上学的话,我也许能够应付得更好一点,更从容一点,更快乐一点。
  所以,我总是劝我的朋友们,让孩子等到入学的规定年龄到了之后再上学,宁可晚个半年,也别早上半年。在孩子的心智与心理都发展得可以应付的时候,再让他去面对他将来的世界,孩子会比较容易建立起一个良好和稳固的基础。
  其实,每一个为人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这样地进入社会,在报上常看到一句广告用词:“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好!”道尽了天下父母心。然而,“更好”的定义是什么呢?五岁入学是不是就比七岁入学要更好呢?二十岁大学毕业是不是就比二十二岁毕业要更好呢?
  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里,很多事都要抢先,可是,也有很多事不必一定要抢先,更有很多事是绝对不能抢先的。在幼稚园里,听说有很多家长要求老师教孩子们认字、写字,有些幼稚园甚至还有家庭作业。我认为,假如老师让孩子在合适的情况之下认得几个大字的话,倒也无所谓。如果五岁左右的孩子在街上指着店招大叫:“我知道这个是大!那个是中!还有日!还有月!”或者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快看!那是牛!吴老师今天教我们写牛字,还教我们画牛!”对母亲来说倒是一件很愉快的经验,眼看着几天以前还是个纯粹“文盲”的孩子,忽然之间对著文字的世界兴奋得大跳大叫,母亲心里还真的满感激老师的哩。
  但是,若是一本正经地当做功课来做,甚至还发家庭作业的簿本的话,就是一件无法容忍的事了。孩子何辜?为什么一定要缩短他们无忧无虑没有竞争的童年?
  为什么不让孩子以从容的姿态来迎接这个世界?这世界本该是一个空明澄净极为美丽的世界。
床边的故事
  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听过《虎姑婆》和《傻女婿》的故事吧。通常都是小时候躲在母亲的怀里时听到的,长大了以后,自己有了孩子,也会在把孩子抱进怀里时,小声地为他讲这些故事。古老的传说就和古老的歌谣一样,在幼儿的床边,在昏黄的灯光下,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别忽视这些小故事的力量,如果我们故意说得严重一些,我们可以说:整个民族的文化也系在这里。当然,我们不必这样严肃与慎重,我们可以这样说:常常说故事给孩子听,可以培养与启发他的想象力,让他的生活能够更丰富与更美丽一点。
  为什么我要强调我们不必要持太严肃与慎重的态度呢?因为,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给孩子说故事,那么,那故事一定不会好听。除非是一位有着惊人的文学素养与说话技巧的母亲,否则的话,在那样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说出来的故事一定味同嚼蜡。
  就像我有一次,在书店看到一套什么中国的好孩子的故事集。我的天!这哪里是在说故事,根本就是印教条,一条条地在教训人,第一个好孩子和最后一个好孩子除了名字不一样以外,其他差不多都一样,都是天下至孝,都可当选模范生,但是都一模一样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书印得不错,插图也很清爽,就是那个说故事的人太严肃、太慎重、太辛苦了。害得我一面看一面叹气,不知道他是想要说故事呢?还是要编模范公民课本?
  其实,就算是上公民课,也该要符合“潜移默化”的教学原则。优秀的老师,常能给学生以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是这个意思,最成功的教育应该是一种最不落痕迹的教育,而不是一种标语化、数条化的教育。
  所以,亲爱的中国母亲们,在我们给幼小的孩子说故事时,让我们先尽量放松下来吧,让我们和孩子一起进入一个神奇和美妙的世界。在那里面,傻女婿一次一次地说错话,孙悟空一次一次地翻着筋斗,海龙王的公主有多么美丽,虎姑婆有多凶恶。让孩子与你一起分享我们祖先的幽默与智慧,让他在你温暖的怀抱里,睁大著他亮晶晶的双眼,和你一起观看那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世界的美丽变幻吧。
  不过,尽管我们可以在讲述的时刻随意地添枝加叶来满足孩子的需要,可是,有几个小小的原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
  第一,太残忍的故事不要讲。这一类故事常在中国民间传说之中出现,虽然故事的表面是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因果报应的道理,但是,太残酷的报应会使孩童受不了。
  第二,太悲伤的故事不必讲。这悲伤的程度在成人们看来就不大一样了,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或社会见闻使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感觉都有点麻木了。可是孩子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心柔软又和善,常为了一个虚构的生离死别而热泪盈眶或终日耿耿于怀。这并不是我们说故事的人所要求的效果,所以,最好能加以避免。
  说到这里,我又要提起我对日本卡通的意见,就像那部一播再插的《小蜜蜂》总要制造很多悲伤的气氛,小蜜蜂总是阴错阳差地找不到妈妈,找不到妹妹,总是有好多误会,好多牺牲,好多可爱的小虫为了小蜜蜂死了。也许因为整个卡通是以昆虫为主角,所以遮掩了一些凶煞的气氛,但是你若以一个柔软稚嫩的三、四岁小孩子的心去看的话,在那些美丽的花草林木配衬之下,《小蜜蜂》这部卡通表现的是一个多么残酷、悲伤和血腥的恐怖世界啊!
  不止是这一部《小蜜蜂》,有很多部日本卡通都给我这种疑问。后来,看到王孝廉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日本人喜欢樱花和日本人悲观的民族性相合,我才稍微有了一点了解,那就是说:日本的成人喜欢以这样悲剧性的卡通来教育他们的孩子。如果,我猜测的不错,那么,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有他们的自由。可是,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温柔敦厚与达观的民族,怪不得我们的孩子们,特别是幼小的孩子们都受不了他们的卡通,都会向妈妈要求;“我们不看好吗?关上好吗?”
  我们的卡通呢?适合给我们的孩子看的卡通呢?到底要在哪一天才能在荧光幕上出现呢?
  第三,要看幼儿的年龄与个性来选择题材。我知道有不少的母亲很适当地用床边放事来解决白天教育上的难题。只要在平时多观察幼儿的性情,在讲故事的时候,一方面讲他爱听的,一方面也试着用不同的故事来影响他,例如性情较懦弱的,偶尔要给他说些英雄的故事,性格较粗暴的,偶尔要给他说些扶助弱小的故事,虚荣心强的孩子,偶尔要说些主角很有内在美的故事给他听。总之,爱孩子的母亲应该是很聪明的母亲,知道什么时候要加强一点,什么时候要减弱一点,一切都要适可而止。让你的宝宝总以为你是在轻轻松松的讲故事,在一点也不勉强的情况下接受你正确的人生观,这是个不能忘记的原则。
  我们也许不能在众人面前畅所欲言,我们也许不能出版一本又一本的著作,我们也许没有可以登台高歌的好嗓子,我们也许不能随时画出美丽的风景,可是,只要我们是个爱孩子的妈妈,只要我们有一点空闲的时光,那么,不必一定要等到晚上的床边,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孩子抱起来,抱过我们温柔的怀里,开始小小声地,给他讲一段小小的故事吧。在只有我们两人的小世界里,让我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让我为我的孩子创造出一个奇妙的世界,让我为我的孩子呼风唤雨,把窗外满山的芒草都染上一抹耀眼的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