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经典散文

01
  我眼中的阿城

  阿城的确说过我很多好话,在他的文章里,在他与人的交谈中。但这并不是我要写文章说他好的主要原因。阿城是个想得明白也活得明白的人,好话与坏话对他都不会起什么反应,尤其是我这种糊涂人的赞美。
  十几年前,阿城的《棋王》横空出世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里念书,听了一些名士大家的课,脑袋里狂妄的想法很多,虽然还没写出什么文章,但能够看上的文章已经不多了。这大概也是所有文学系或是中文系学生的通病,第一年犯得特别厉害,第二年就轻了点,等到毕业几年后,就基本上全好了。但阿城的《棋王》确实把我彻底征服了。那时他在我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是个巨大的偶像,想象中他应该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提着一柄麈尾,披散着头发,用朱砂点了唇和额,一身的仙风道骨,微微透出几分妖气。当时文学系的学生很想请他来讲课,系里的干事说请了,但请不动。我心中暗想:高人如果一请就来,还算什么高人?很快我就有机会见到了阿城,那是在一个刊物召开的关于小说创作的会议期间,在几个朋友的引领下,去了他的家。他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房子破烂不堪,室内也是杂乱无章,这与我心里想的很贴。人多,七嘴八舌,阿城坐着吃烟,好像也没说几句话。他的样子让我很失望,因为他身上没有一丝仙风,也没有一丝道骨,妖气呢,也没有。知道的说他是个作家,不知道的说他是个什么也成。但我还是用“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来安慰自己。后来我与他一起去大连金县开一个笔会,在一起待了一周,期间好像也没说几句话。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对着名的老夫妻,女的是英国人,男的是中国人,两个人都喜欢喝酒,是真喜欢,不是假喜欢。这两口子基本上不喝水,什么时候进了他们的房间什么时候看到他们在喝酒,不用小酒盅,用大碗,每人一个大碗,双手捧着,基本上不放下,喝一口,抬起头,笑一笑,哈哈哈,嘿嘿嘿。哈哈哈是女的,嘿嘿嘿是男的。下酒的东西那是一点也没有,有了也不吃。就在这两个老刘伶的房间里,我们说故事,我讲了一些高密东北乡的鬼故事,阿城讲了一些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人故事,男老刘伶讲了几个黄色的故事。说是黄故事其实也不太黄,顶多算米黄色。女老刘伶不说话,眯着眼,半梦半醒的样子,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在讲完了旧故事又想不出一个新故事的空当里,我们就看房间里苍蝇翻着筋斗飞行。我们住的是一些海边的小别墅,苍蝇特多。苍蝇在老酒仙的房间里飞行得甚是古怪,一边飞一边发出尖厉的啸声,好像陷入螺旋改不出来往下坠落的战斗机。起初我们还以为发现了一个苍蝇新种,后来才明白它们是被酒气熏的。阿城的儿子不听故事也不看苍蝇,在地毯上打滚竖蜻蜓。在这次笔会上,我发现了阿城一个特点,那就是吃起饭来不抬头也不说话,眼睛只盯着桌子上的菜盘子,吃的速度极快,连儿子都不顾,只顾自己吃。我们还没吃个半饱,他已经吃完了。他这种吃相在城里算不上文明,甚至会被人笑话,我转弯抹角地说起过他的吃相,他坦然一笑说自己知道,但一上饭桌就忘了,这是当知青时养成的习惯,说是毛病也不是不可以。其实我也是个特别贪吃的人,见了好吃的就奋不顾身,为此遭到很多非议,家中的老人也多次批评过,见到阿城也这样,我就感到自己与他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心中也坦然了许多:阿城尚如此,何况我乎?阿城写完他的“三王”和“遍地风流”之后就到美国去了,虽远隔大洋,但关于他的传闻还是不绝于耳,最让人吃惊的是说他在美国用旧零件装配汽车,制作出各种艺术样式,卖给喜欢猎奇的美国人,赚了不少钱。后来他回北京我去看他,问起他制造艺术汽车的事,他淡淡一笑,说哪会有这样的事?近年来阿城出了两本小书,一本叫做《闲话闲说》,一本叫做《威尼斯日记》,阿城送过我台湾版的,杨葵送过我作家版的,两个版本的我都认真地阅读了,感觉好极了,当然并不是因为他在书中提到了我(而且我也不记得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实话实说我觉得阿城这十几年来并没有进步,当然也没有退步。一个人要想不断进步不容易,但要想十几年不退步就更不容易。阿城的小说一开始就站在了当时高的位置上,达到了一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境界,而十几年后他写的随笔保持着同等的境界。
  读阿城的随笔就如同坐在一个高高的山头上看山下的风景,城镇上空缭绕着淡淡的炊烟,街道上的红男绿女都变得很小,狗叫马嘶声也变得模模糊糊,你会暂时地忘掉人世间的纷乱争斗,即便想起来也会感到很淡漠。阿城的随笔能够让人清醒,能够让人超脱,能够让人心平气和地生活着,并且感受到世俗生活的乐趣。阿城闲话闲说到了魏晋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传奇,没有太史公不着痕迹的布局功力,却有笔记的随记随奇,一派天真。后来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狐怪,却没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龄则是请教世俗。莫言也是山东人,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的世俗构成。像我这类四九年后城里长大的,只知道“阶级敌人”,哪里就写过他了?我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过有一次他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进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的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到水里,小红孩儿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这是我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好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尽,重为天真。引用了阿城的话,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当年阿城说我是大才,沾自喜,仿佛真的就成了大才。但事过多年后,才发现这过度的表扬是害人不浅的糖衣炮弹。他让我迷糊了将近十年。直到现在才明白,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才,连中才也算不上。如果我这样的就算大才,那我们村子里的那些老头老太太都是超大才了。充其量我也只是个用笔杆子耍贫嘴的,用我们村子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属于下三滥的货色。我们村子里人经常奚落那些自以为有本事的人,说你有本事为什么不到中共中央里去?为什么不到联合国里去?最不济你也应该到省里去啊,何必再在这里丘着?听了乡亲们的话,我有犹如被当头棒喝般的觉悟,是啊,如果真是大才,何必还来费时把力地写什么小说?小说,小说,小人之语也,那些把小说说成高尚、伟大之类的人,无非是借抬高职业来抬高自己的身份。我想起多年前在我们县医院门口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那副骄傲的嘴脸,我想起一个给猪配种的人斩钉截铁的话语:没有我,你们就没有肉吃。其实,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可以骄傲,给猪配种的人也可以骄傲,因为他们毕竟是有用的人,唯独写小说的不值得骄傲。写小说的如果脸皮够厚,在外边骄傲还可以,如果回到故乡还骄傲,那就等着挨你爹的耳刮子、等着让你的乡亲们嗤之以鼻吧。“骗子最怕老乡亲”,这句话就是针对着写小说的说的。美国当年有“天才”之誉的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生前不敢回故乡,英国小说家劳伦斯也被他的乡亲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们都是在外边吹牛太过,不知天高地厚,伤了乡亲们的感情。至于他们死后多年,故乡用宽广胸怀重新接受了他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久前被请担任台北市驻市作家,与阿城同住一楼,期间多次相聚,感到阿城更神了。无论到了哪里,即便他坐在那里叼着烟袋锅子一声不吭,你也能感到,他是个中心。大家都在期待着他的妙语和高论。无论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只要问他,必有一解。且引经据典,言之凿凿,真实得让人感到不真实。不知道他那颗圆溜溜的脑袋瓜子里,是如何装进了这许多的知识。在阿城面前不能骄傲,犹如在我的乡亲们面前不能骄傲一样。这个人,越来越像一个道长了。

莫言经典散文欣赏

02
  厨房里的看客

  多年来我脑子里没有厨房的概念。当兵前在农村,做饭是母亲的事,与小孩子无关;即便是农村的大男人,几乎也没有下厨房做饭的,如果大男人下厨房做饭,会让人瞧不起。严格说起来农村也没有厨房,一进门就是堂屋,屋里垒着两个大灶,安着两口巨大的铁锅,完全可以把小孩子放进去洗澡。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大锅?那是因为锅里不但要煮人吃的饭,还要煮猪吃的食,而且农村人的饭量比城里人要大得多,食物又粗糙,锅小了是不行的。除了这两口大锅,堂屋里还要安一张桌子,安不起桌子就用砖头垒一个台子,台子的洞里放着碟子碗筷之类,台面上就是安放祖先牌位的地方,侮辱了这地方,就跟侮辱了祖先是一样的。我的邻居家女人和人打架,实在打不过,就跑到人家的堂屋里,爬上那个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脱下了裤子。
  她这一手非常厉害,村子里几乎没有不怕的。堂屋的一角,是堆放柴草的地方,我们管那里叫草旮旯,天气寒冷时,猪就钻到那里睡觉。在我当兵以前,母亲要往锅里贴饼子时,经常让我帮她烧火,烟熏火燎,灰土飞扬,农村的厨房可不是个好玩的地方。我不愿帮母亲烧火,但很愿看母亲收拾鱼。吃鱼的机会很少,一年也就是那么三两次。
  每逢母亲收拾鱼,我就蹲在旁边看,一边看,一边问,还忍不住伸手,母亲就训斥我:“腥乎乎的,动什么?”当兵之后,连队里有大伙房,里边安的锅更大,不但小孩子可以进去洗澡,大人进去洗也没有问题。我很想当炊事员,因为炊事员进步比较快,立功受奖的机会多,可惜领导不让我当。
  星期天,我经常到伙房里去帮厨,体验大锅里炒菜的滋味。那把炒菜的锅铲差不多就是一把挖地的铁锹,打起仗来完全可以当做武器。用那样的大锅铲翻动着满锅的大白菜,那感觉真是妙极了。大锅里炒出来的菜,味道格外的好,无论多么高明的厨师也难做出军队里大锅菜的味道。我吃了将近二十年这样的大锅菜,感觉着已经吃得很烦,但脱离军队几年之后,又有些怀念。我四十岁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家的厨房。厨房是妻子的地盘,我轻易不进去,进去反而添乱。但只要是她收拾鱼的时候,无论多么忙,我也要进去看看。当然是她收拾海鱼时,收拾淡水鱼我是不看的,淡水鱼太腥,而且多半活着。海里的鱼能让我想起少年时期,想起许多的往事。青鱼来了时,应该是残冬初春时节,母亲说,看青鱼鲜不鲜,主要看它们的眼睛,如果它们的眼睛红得沁血,说明很新鲜,如果眼睛不红了,就说明不新鲜了。前面我说过,我们一年里吃不到几次鱼,我每次看母亲收拾鱼就听母亲给我讲关于鱼的知识。她说的也是她的童年记忆。那时好像鱼很多。四月里,新鲜带鱼上市,母亲说,你姥姥家门前那条大街上一片银白,全是鱼,那些带鱼又宽又厚,放到锅里一煎,滋滋地冒油。
  现在,这些带鱼,瘦得像高粱叶子,母亲愤愤不平地说,它们也配叫带鱼?还有什么大黄花鱼、小黄花鱼、偏口鱼、披毛鱼、那时的鱼真多啊,价钱也便宜,现在,鱼都到哪里去了呢?母亲说。现在我到厨房里看妻子收拾鱼,其实是借这个类似的场境回忆童年,回忆母亲的回忆,这就如同打通了一条时间的隧道,我一下子就回到了母亲的童年时代甚至更早,那时候,高密东北乡的鱼市上,一片银光闪烁,那是新鲜的海鱼在闪光。

莫言经典散文精选

03
  我的中学时代

  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正读到小学五年级。家庭出身很好的老师们闻风而动,一夜之间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第二天用红布缝了袖标,袖标上用硬纸板漏 上了毛体的黄漆字,第三天制造了红布的大旗,旗上也用黄漆描上了毛体的大字。紧接着老师们让家庭出身不是地富 反坏右的学生们每人回家要了八毛钱,收了钱行就发给了我们每人一个红袖标。几天工夫满学校都是大大小小的红卫兵了,当我们这些穷孩子把红袂标套到破衣袖上时,那种得意地将胳膊抬起来,如果行人对我的胳膊注目,我感到荣耀得了不得,有很多类似于趾高乞扬、得意忘形的愚蠢表现。如果街上没有行人只有一条狗,我就把红袖标炫耀给狗看,狗看了红色,兴奋得不得了,追着我的屁股咬。记得有第一次戴着红袖标回家 ,我爷爷问我:"孙子,你们是闹'长毛'吧?"我感到爷爷的话有点反动,就赶紧去学校向老师汇报,想当个大义灭亲的典型,老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你爷爷说得基本正确,'长毛'造反,我们也是造反,回去告诉你爷爷,'长毛'是封建地主阶级对革命群众的污蔑性称呼,应该叫太平天国。"
  红卫兵这玩艺在村子里稀罕了也就是十来天,因为十天后,村子里的贫下中农们也都成了红卫兵。我姐姐她们的红袖标是用红绸子缝的,三个毛体大字是用黄丝线手工乡上去的,比我们学生的袖标高级许多倍,价格却只有五毛钱,这样我们才知道那些红卫兵老师贪污了我们的钱,家长们戴着袖标到学校找老师理论,老师们蛮不讲理,硬说发给学生的袖标是从北京的红卫兵总部批发来的,是经过了中央文革检验的,价格自然要贵,接着老师们就嘲笑家长们戴得袖标是假冒伪劣产品 ,是杂牌军,把家长们唬得目瞪口呆。我们知道老师们是睁着眼说谎话,我们也就知道了闹红卫兵的事并不神圣,那几个成了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里用火炉子炒花生吃,吃得满校园都是扑鼻的香气,他们买花生的钱就是从我们买袖标的钱里克扣出来的。他们贪污点小钱吃点喝点也就算了,学生给老师进贡也是理所当然 的事,但他们不但在办公室里吃花生,他们还在办公室里耍流氓,这是我和同学张立新亲眼见到的。那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长已经被打倒,他老婆也被打倒,俩口子被关在一间小厢房里,老师让我们轮流值班,趴在小厢房窗外监听。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我们趴在窗外,冻得半死半活,满心盼望着校长和他老婆能说点反动话,我们好去汇报立功,但是校长两口子一声不吭,弄得我们失望极了。我们感到无趣,就嗅着花生的香气,摸到了老师办公室窗外,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看到担任着学校红卫兵头头的老师,正往代课老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 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这比校长两口子一声不吭还让我们失望,岂止是失望,简直就是绝望,我们的革命热情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二天我们就把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对村子里的人说了,张立新还用粉笔画了一副图画,画面比我们见到的情景还要流氓,吸引了许多人围观。这下子我和张立新算是把老师得罪 到骨髓里去了。一年后,村子里成立了一所农业联合中学,我们的同学除了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之外,都成了联中的学生,张立新虽然也得罪 了当上了管理学校的贫农代表的郑红英,但他家是烈属,郑红英不敢不让他上联中,我家成份是中农,原本就是团结对象,郑红英一歪小嘴就把我上中学的权利剥夺了。我姐姐自以为与郑红英关系不错,去找她说情,希望她能开恩让我进联中念书,郑红英却就:"上边有指示,从今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许读到小学,要不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就这样,我辍学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的小社员。
  新志立的联合中学只有两排瓦房,每排四间。前面四间是办公室 和老师的宿舍,后边四间是两个教室。教室紧靠着大街,离我家只有五十米,我每天牵着牛、背着草筐从田野里回来或者从家里去田野,都要从教室的窗外经过,教室的玻璃很快就让学生们砸得一块不剩,喧闹之声从毫无遮拦地传到大街上,传到田野里。每当我从教室窗外经过时,心里就浮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我感到自卑,感到比那些在教室里瞎胡闹的孩子矮了半截。我好多次在梦里进入了那四间教室,成了一个农业中学的学生。我渴望上学的心情我父亲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只能把自己的渴望深藏在心底,生怕一流露出来就会遭到父亲的痛骂,因为我得罪了郑红英,不但断送了我自己的前程,也给父亲带来了很多麻烦。姐姐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她宽慰我说:"这个联合中学,上不上都一样,老师也不教,教了学生也不学,天天在那里打闹,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自学呢!"话是这样说,但我心中的痛苦一点也没减轻。
  我上小学时,成绩一直很好,作文尤其好。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搞旱速写》,曾经被公社中学的老师拿去给中学生朗诵,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考上中学应该不成问题,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中学梦。当时的农村,吃不饱穿不暖,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要想自学成材,几乎痴人说梦。但我还是在夜晚的油灯下和下雨天不能出工的时候,读一些闲书。1973年,托我叔叔的面了,我进了县棉花加工厂当合同工。进厂登记时,我虚荣地谎报了学历,说自己是初中一年级。但很快就有一个曾经在我们村的联中上过学的临村小伙子揭穿了我,弄得我见人抬不头来。后来听说厂里的合同工大部分都往高里填学历,有的人明明是文盲,硬填上高中毕业,我把自己的学历填成初一,其实是很谦虚的。因为我叔叔在这家工厂当主管会计,所以就安排我当了司磅员,与笔和算盘打交道,在不知底细的人心目中,我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当时工厂里经常组织批林批也的会,厂里管这事的人以为我有文化,就让我重点发言,我就把报纸上现成的稿子抄到纸上,上去慷慨激昂地念一通,竟然唬住了不少人。厂子里曾经莫名其妙地掀起过一个学文化运动,让我讲语文,我没有办法,就去书店卖了一本关于写作的小册子,上去胡说一通,一课下来,竟然有人说我讲得好,还有我以为我在中学教过书。
  1976年终于当兵了,填表时,我大着胆子,把学历填成了初中二年级。到部队后见发现很多"高中毕业"的战友连封家信都不能写,于是,在填写入团志愿书时,我就把自己的学历提升到了高中一年级。以后的所有表格,都是这样填了。虽然再也没有人揭穿我,但我的心里始终七上八下,每逢首长或是战友问到我学历时,我的心就嘭嘭乱跳,然后含含糊糊地说:"高一······ ",直到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得了大专学历,才解决了这个尴尬问题。

有关莫言经典散文

04
  草木虫鱼

  好多文章把三年困难时期写得一团漆黑,毫无乐趣,我认为是不对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里,也还是有欢乐,当然所有的欢乐大概都与得到食物有关。那时候,我六、七、八岁,与村中的孩子们一起,四处悠荡着觅食,活似一群小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几乎尝遍了田野里的百草百虫,为丰富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我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的村子外是一片相当辽阔的草甸子,地势低洼,水汪子很多,荒草没膝。那里既是我们的食库,又是我们的乐园。春天时,我们在那里挖草根剜野菜,边挖边吃,边吃边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们是那个年代的牛羊歌手。我们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曲调千变万化,但歌词总是那几句:一九六零年,真是不平凡;吃着茅草饼,喝着地瓜蔓……歌中的茅草饼,就是把茅草的白色的甜根,洗净,切成寸长的段,放到鏊子上烘干,然后放到石磨里磨成粉,再用水和成面状,做成饼,放到鏊子上烘熟。茅草饼是高级食品,并不是天天人人都能吃上。我歌唱过一千遍茅草饼,但到头来只吃过一次茅草饼,还是三十年之后,在大宴上饱餐了鸡鸭鱼肉之后,作为一种富有地方风味的小点心吃到的。地瓜蔓就是红薯的藤蔓,用石磨粉碎后熬成粥,再加点盐,这粥在当时也是稀罕物,不是人人天天都能喝上。我们歌唱这两种食物,正说明我们想吃又捞不到吃,就像一个青年男子爱慕一个姑娘但是得不到,只好千遍万遍的歌唱那姑娘的名字。我们只能大口吃着随手揪来的野菜,嘴角上流着绿色的汁液。我们头大身子小,活像那种还没生出翅膀的山蚂蚱。荒年蚂蚱多,这大概也是天不绝人的表现。我什么都忘了,也忘不了那种火红色的、周身发亮的油蚂蚱。这种蚂蚱含油量忒高,放到锅里一炒滋啦滋啦响,颜色火红,香气扑鼻,撒上几粒盐。味道实在是好极了。我记得那几年的蚂蚱季节里,大人和小孩子都提着葫芦头,到草地里捉蚂蚱。开始时,蚂蚱傻乎乎的,很好捉,但很快就被捉精了。开始时大家都能满葫芦头而归,到后来连半葫芦也捉不了了。只有我保持着天天满葫芦的辉煌纪录。我有一个决窍:开始捉蚂蚱前,先用草汁把手染绿。就是这么简单。油蚂蚱被捉精了,人一伸手它就蹦。它们有两条极其发达的后腿,还有双层的翅膀,一蹦一飞,人难近它的身了。我暗中思想,它们大概能嗅到人手上的气味,用草汁一涂,就把人味给遮住了。我的决窍连爷爷也不告诉,因为我奶奶搞得是按劳分配,谁捉到的蚂蚱多,谁分到的吃食也就多。
  吃罢蚂蚱,很快就把夏天迎来了。夏天食物丰富,是我们的好时光。那三年雨水特大,一进六月,天就像漏了似的,大一阵小一阵,没完没了的淅沥。庄稼全涝死了。洼地里处处积水,成了一片汪洋。有水就有鱼。各种各样的鱼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品种很多,有一些鱼连百岁的老人都没看到过。我捕到过一条奇怪又妖冶的鱼,它周身翠绿,翅羽鲜红,能贴着水面滑翔。它的脊上生着一些好像羽毛的东西,肚皮上生着鱼鳞。所以它究竟是一条鱼还是一只鸟,至今我也说不清。前面之所以说它是条鱼,不过是为了方便。这个奇异的生物也许是个新物种,也许是一个杂种,反正是够怪的,如果能养活到现在,很可能成为宝贝,但在那个时代,只能杀了吃。可是它好看不好吃,又腥又臭,连猫都不闻。其实最好吃的鱼是最不好看的土泥鳅。这些年我在北京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泥鳅,瘦得像铅笔杆似的,那也叫泥鳅?我想起六十年代我家乡的泥鳅,一根根,金黄色,像棒棰似的。传说有好多种吃泥鳅的奇巧方法。我听说过两种:一是把活泥鳅放到净水中养数日,让其吐尽腹中泥,然后打几个鸡蛋放到水中,饿极了的泥鳅自然是鲨吃鲸吞。待它们吃完了鸡蛋,就把它们提起来扔到油锅里,炸酥后,蘸着椒盐什么的,据说其味鲜美。二是把一块豆腐和十几条泥鳅放到一个盆里,然后把这个盆放到锅里蒸,泥鳅怕热,钻到冷豆腐里支,钻到豆腐里也难免一死。这道菜据说也有独特风味,可惜我也没吃过。泥鳅在鱼类中最谦虚、最谨慎,钻在烂泥里,轻易不敢抛头露面,人们却喜欢欺负老实鱼,不肯一刀宰了它,偏偏要让它受若干酷刑。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茫茫大地鱼虾尽,又有螃蟹横行来。俗话说“豆叶黄,秋风凉,蟹脚痒”。在秋风飒飒的夜晚,成群结队的螃蟹沿河下行,爷爷说它们是到东海去产卵,我认为它们更像是要去参加什么盛大的会议。螃蟹形态笨拙,但在水中运动起来,如风如影,神鬼莫测,要想擒它,决非易事。想捉螃蟹,最好夜里。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耐心等待,最忌咋呼。我曾跟随本家六叔去捉过一次螃蟹,可谓新奇神秘,趣味无穷。白天,六叔就看好了地形,悄悄的不出声。傍晚,人散光了就用高粱杆在河沟里扎上一道栅栏,留上一个口子,口子上支是一货口袋网。前半夜人脚不静,螃蟹们不动。耐心等候到后半夜,夜气浓重,细雨蒙蒙,河面上长腾着一团团如雾乞,把身体缩在大蓑衣里,说冷不是冷,说热不是热,听着噼噼嗤嗤的神秘声响,嗅着水的气味草的气味泥土的气味,借着昏黄的马灯光芒,看到它们来了。它们来了,时候到了,它们终于来了。它们沿着高粱杆扎成的障子哧哧溜溜往上爬,极个别的英雄能爬上去,绝大多数爬不上去,爬不上去的就只好从水流疾速的口子里走,那它们就成了我和六叔的俘虏。那一夜,我和六叔捉了一麻袋螃蟹。那时已是一九六三年,人民的生活正在好转。我们把大部分螃蟹五分钱一只卖掉,换回十几斤麸皮,奶奶非常高兴,为了奖励我们,她老人家把剩下的螃蟹用刀劈成两半,沾上麸皮,在热锅里滴上十几滴油,煎给我们吃。满壳的蟹黄和索索落落的麸皮,那味道和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秋天,除了螃蟹之外,好吃的虫儿也很多。蚂蚱、豆虫、蝈蝈、蟋蟀……深秋的蟋蟀颜色黑得发红,膀大腰圆,肚子里全是子儿,炒熟了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无法类比。还有一种虫儿,现在我才知道它的学名叫金龟子,是蛴螬的成虫,像杏核般大,颜色黑亮,趋光,往灯上扑,俗名"瞎眼闯"。这虫儿好聚群,落在树枝或是草棵上,一串一串的像成熟的葡萄。晚上,我们摸着黑去撸"瞎眼闯",一晚是能撸一面口袋。此虫炒熟后,滋味又与蚂蚱和蟋蟀大大的不同。还有豆虫,中秋节后下蛰。此虫下蛰后,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没有,全是高蛋白。
  进入冬季就有点惨了。冬天草木凋零,冰冻三尺,地里有虫挖不出来,水里有鱼捞不上来,但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快便发现,上过水的洼地面上,有一层干结的青苔,像揭饼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到水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干,酥如锅巴,味若鱼片。吃光了青苔,便剥树皮。剥来树皮,刀砍斧剁,再放到石头上砸,然后放到缸里泡,泡烂了就用棍了搅,一直搅成浆糊状,捞出来,一勺一勺,摊在鏊子上,像摊煎饼一样。从吃的角度来看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我们吃树皮的过程跟蔡伦造纸的过程很相似,但我们不是蔡伦,我们造出来的也不是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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