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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刍议

  摘要:鉴于伦理意蕴与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深度关联,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研究运用比较文学的主题学和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以不同的伦理主题为线索统摄、分析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本项研究既深度阐释民族民间文学蕴涵的伦理观念,也探寻特定伦理主题产生与演变的民族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渊源,同时还审视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旨趣与汉文化正统伦理观念的顺应和差异。本项研究在民间文学和伦理学等诸多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主题

  作为民众生活文化和思想感情的直接再现,民间文学负载着民众丰富的伦理观念与诉求。对于主要借助口头形式张扬、传承民族文化的云南少数民族而言,民间文学的百科全书性质和道德教化功能尤为突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渗透着生动而厚重的伦理内涵。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研究正是基于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和伦理意蕴的深度关联而展开的分析与思考。

  1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主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这一表述本身已经暗含了本项研究的基本思路:借鉴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方法,以不同的伦理主题统摄纷纭而繁富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梳理、分析伦理旨趣相同而形态各异的民间文学作品。所谓主题,就一般文学意义而言,是对事件的概括和抽象,是寄寓人物和情节之中的观念及情感,主题在主题学的视阈中经常被浓缩为词或短语之类的简洁形式。由于人类的生存境遇和心理意识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不同时代与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往往蕴蓄着相同的主题内涵。鉴于文学作品中这种主题相通的情形,主题学主张打破时空的界限来分析、检视共同的主题在不同作品中的表现和流变。“这种研究可以纵向地考察某一主题或题材的历史发展,也可以横向地考察某一主题和题材如何被他种文学体系引进,或如何接受了他种文学的影响而有所变化,还可以考察时代和社会对这些主题和题材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并将某一文学体系中主题与题材的嬗变与他种文学体系中主题与题材的嬗变,作一总体的比较研究以发现其差异与契合”。[1](p80)由于民间文学与民众心灵的生命联系及其传播、辐射的突出特性,主题的相通和同类主题的衍变在民间文学中有着充分而鲜明的表现,主题学的方法对民间文学的研究颇为适用,而事实上,作为一种理论方法的自觉,主题学正是发端于19世纪的民俗学研究。伦理主题在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中积淀丰厚而且表现形态多样,具有整体性与开放性视角的主题学理路无疑是审视这一研究对象的有效途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研究即是从民间文学中反映最为普遍而突出的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婚恋伦理与宗教伦理入手,多层次、全方位地归纳与提炼作品中彰显这些伦理内容的不同伦理主题,然后依据特定的伦理主题展开研究。

  以主题为线索系统地审视民间文学,需要运用“类型”和“母题”这两种民间文学领域中常见的微观角度与宏观视野密切结合的分析手段。所谓“类型”,是鉴于民间文学在不同时空背景的流传过程中大体保持其基本形态的特质而衍生的学术概念,“类型”即指以某种相同或相似而又稳定的主干情节形成的独立、完整的系列故事。在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中,积淀着不同伦理旨趣的各类民间传说故事以庞大的阵容在某一民族或多个民族之间广为流传,对其进行类型的审视与把握是展开系统研究的基本手段。吸纳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将类型不同而反映相同伦理主题的的民间叙事作品纳入特定伦理主题的统一考察视野,既可以清楚地展示某一伦理主题在不同故事类型中的广泛分布,又可以追溯特定类型的叙事作品在历时与共时的文化背景中的流变轨迹。至于“母题”,则是民间叙事作品中最小的叙述单元,可以呈现为一个角色、一个情节要素或一种特殊的背景。“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存在于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2](p499)由于“母题”具有深厚的内涵与不同寻常的特性,“母题”往往不断地再现于各类民间文学作品之中。在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主题的研究过程中,提炼、审视伦理故事中反复显现的各种意味深远的“母题”,无疑既拓展了研究的广度,也使研究得以在深微的层面展开。需要指出,“母题”在主题学领域也是常见的术语,但比较文学中的“母题”与“主题”常常纠缠在一起。为了保持概念的清晰和一致,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研究沿用民俗学界对“母题”和“主题”的区分与限定,即“主题是由一个或多个母题结合而表达的基本思想,母题是纯粹的情节和行动”。[3](p90)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研究以民间散文体叙事文学的记录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与基础,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发掘民族民众的伦理思想。由于民间文学与特定语境紧密联系的口头表演特性,记录文本往往无法充分再现民间文学在具体的展演情景中被赋予的丰富内涵,又加以记录者认知水平的限制和价值评判的过滤,记录文本与民间文学的本真面目经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疏离。为尽量缩减记录文本与民众真实思想风貌的差距,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主题的文本研究需广泛搜集并谨慎选用民族民间文学资料,构筑一个弘富而相对科学、完整的文本系统,并认真提炼文本系统中不断出现的故事程式与母题(而不是单个作品的叙述),通过民众反反复复的讲述透视伦理意旨的沉积与反射。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所描述的思想和世界已经渐渐远离了民众的生活现实,经由文本这一途径探寻民众的伦理精神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研究者的主观色彩,但是,历史的存在毕竟制约着理解和解释的限度,对伦理主题的文本阐释需与云南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深度融合,以促进分析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2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主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首先,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研究需要梳理反映特定伦理主题的不同故事类型及突出母题,探寻这些民间故事与情节单元的发展和流变,阐释其中蕴涵的民众伦理观念,这是研究的基本目的与重点。伦理道德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反映,是调整人类诸多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现实社会中的伦理道德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及驳杂的内容体系,而且,由于与特定的经济水平、思想意识等社会语境密切相联,伦理内容还呈现出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而渐趋改变的情势。作为生活现实的投影,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既生动地再现了民众伦理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蕴蓄着民众伦理观念的演变轨迹。经由民间文学了解云南民族民众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既可以聚焦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审视其民间文学作品中与特定的民族社会生活及文化传统密切联系的伦理内涵,全面分析民间文学再现的民族伦理现象及其发展脉络,努力探究特定民族伦理思想具有本质意味的内容和特性;也可以将视野投向云南境内的数个民族甚至绝大部分民族,检视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因民族的共同起源、相似的社会语境以及民间文学的交流等诸多因素而引发的伦理思想的交融与共鸣,整体把握云南境内少数民族伦理观念的一致特性及其伦理生活的内在规律,并关注反映特定伦理主题的故事类型因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而显现的差异,揭示云南境内不同民族之间有所区别的伦理风貌。

  其次,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研究应超越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对民间文学中再现的伦理内涵给予合理的解释,探索特定伦理主题产生与演变的民族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渊源。事物的存在总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与依据,发掘民间文学伦理倾向之后潜隐的原因,既是问题研究的必要拓展,也是加深理解文本阐释并印证其可靠性的有效途径。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内蕴社会根源的审视,应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全面考察民族社会内部关涉民众伦理思想形成与演化的诸多因素。“时代不同,道德也不同;民族不同,道德也不同”,[4](p76)民族民众的伦理思想归根结底取决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全方位探寻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历史、宗教等诸多事象,是洞察民间文学伦理倾向的基本路径。二是探究外来文化对民族伦理观念的浸润。文化在传播中延续和发展,检讨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旨趣的深层背景离不开文化交流的视野。作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云南地区很早就拉开了与内地文化交流的序幕,具有强烈辐射力与渗透力的汉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云南民族民众伦理取向的生成和发展。另外,由于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民族分布,多种文化在云南境内传布、交汇,这些外来文化尤其是佛教等宗教思想对云南民族伦理观念的熏染也不容忽视。三是结合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特质观照其展示的伦理内蕴。一般而言,由于民间文学是民众生活现实及思想感情的直接再现,民间文学描摹的伦理世界往往是民众日常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因而彰显出与生活需要及生存智慧密切相联的实用性与功利性格调。但是,由于独特的文化背景,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负载着传承民族文化和凝聚民族团体的重要功能。与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塑造民族精神的特质和意义相联系,其蕴涵的伦理意趣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越性和理想性色彩,旨在张扬民族理想人格、昭示集体主义精神的“英雄”伦理主题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

  另外,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研究需要全面审视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意趣与汉文化正统伦理观念的顺应和差异,重点关注二者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是深度把握云南民族民众伦理思想的重要步骤。作为被历代统治者崇奉的正统教化伦理,儒家思想自汉代起就在传统社会广泛流布,辐射并统摄社会思想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儒家伦理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与感染力,也由于国家政权的有力宣扬和推行,随着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播及与民族文化的有机混融,儒家伦理这一汉文化的主导思想被民族民众广为接受,并逐渐规范、制约着民族民众的伦理判断,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旨趣因而呈现出与汉文化伦理体系诸多一致的层面。但是,文化传播不仅是输出过程,更是一个选择和接纳的过程,儒家伦理在云南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必然遭遇云南本土文化的筛选与过滤,必然经过民族民众依据自身的社会语境和文化积淀而进行的衡量和诠释。而且,作为构筑于家族主义和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伦理观念,儒家思想自有其适应特定社会环境的局限性,而作为国家倡导的精英教化伦理,儒家哲学又表现出压抑生活欲望而极度追求社会等级秩序和个人品格完善的态势,儒家学说自身的种种限制也决定了云南民族民众对其伦理思想的摄取必然有所选择和改造。

  3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主题研究的意义

  3.1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主题研究在民间文学领域的意义

  综观建国以来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的伦理内蕴早已进入研究者的关注视阈,从数量繁富的学术论文至内容丰厚的云南各族文学史、文学简史,诸多论着涉均及了民间文学伦理意蕴的分析。但是,总体来看,民间文学领域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内容的审视大多拘囿于特定作品的评析,缺乏综合的、系统的整体性研究,而且,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学术界对民间文学伦理思想的理解还存在着表面化、简单化的倾向。从很大程度上说,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意义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类研究更随着民间文学领域整体沉寂的氛围而陷于近乎停滞的状态。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研究超越单个作品、某一故事类型乃至特定民族的局限,全方位、多层次地探究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内蕴,此项研究将弥补学术界关于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意义缺乏系统研究的不足,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整体研究有待深入的现状也有重要的意义。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研究基于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审视民族民众的伦理倾向,此种研究理路对民间文学整体领域也有诸多层面的意义。其一,本项研究凸显了文本研究的重要价值。对于民众集体创作与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而言,田野采录和文本批评历来是本学科研究不可分割的两翼。经过上个世纪全面而持久的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文本资料已经相当庞大与丰富,但是,迄今为止,民间文学界对记录文本的理解与发掘却极为不够。在民间文学研究陷入困境的今天,立足于弘富的材料积累,展开深入的文本剖析,借以探察民间文学的内在规律,无疑是民间文学研究走出危机的基本途径。其二,本项研究将文本研究和民众的思想研究深度融合,弘扬了民间文学界关注民间文学人文精神的学术传统。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肇始于倡导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时期,发掘民间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积淀和批判精神是本学科兴起、繁盛的重要原因。民间文学本是民众心声和情绪的形象再现,聚焦其思想内蕴的研究思路具有构筑学科特质的根本意义。面对近年来民间文学领域形式研究渐趋繁盛而内涵分析相对微弱的现状,重塑民间文学研究富于批判精神和人文意识的优良传统,并努力摆脱这一学术路线在发展历程中因现实政治的制约而产生的偏颇与不足,以一种清醒的历史眼光审视民间文学内在的主体精神和人文积淀,必将深化本学科研究的社会品格。其三,本项研究将民间文学和伦理学融为一体,展示了民间文学理应跨学科、多角度审视的学术路向。“民间文学是一种与其他社会文化有密切联系的文学。”[5](p69)民间文学不仅是一种文艺现象,而且是民众传承生活文化的载体,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化的交融互渗形成了民间文学驳杂的内容体系。鉴于民间文学自身的特质,扩大本学科的研究视野,建立与其它学科的对话和共谋,是推进民间文学发展的必然策略。

  3.2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主题研究在伦理学领域的价值

  随着民族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学术界对云南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的探索业已取得相当突出的成就。在伦理学领域中,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大多集中于民族地区纷纭而现实的社会生活,虽然民间文学作品也被视为扫描民众伦理世界的一扇窗口,但是由于学科之间的隔膜和限制,伦理学研究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注意的焦点汇聚于民族民间文学。由于民间文学是云南少数民族施行道德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缺乏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深度观照,伦理学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伦理意识的把握必然是有欠深刻、有欠完美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研究深入解析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伦理意蕴,审视云南少数民族伦理世界因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而铸塑的独特风貌与内在逻辑,对理解、建构云南少数民族的伦理思想和伦理体系必将有所助益。

  基于民间文学文本发掘民众的伦理精神不仅在研究路线和内容深度方面对云南少数民族伦理研究有着较为突出的价值,同时,此种研究范式对现行伦理学领域倡导的关注民间生活伦理这一学术理路而言,也是一次具体而系统的实践与尝试。近年来,随着对传统伦理学研究脱离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伦理学界兴起了将视野从精英伦理思想转向民众生活世界的学术风尚。“所谓民间生活伦理,就是存在于民众实际生活中,人们主要根据生存方式和实际需要,从生活实际经验中得来并实际应用于生活的伦理”,[6](p46)民间生活伦理研究“有助于伦理学研究更加面向生活,贴近生活,指导生活”。[7](p44)作为民众心理情绪的物化表现,民间文学记录、反映着民众真实的生活态度和伦理信念,深入解析民间文学是揭示民众伦理生活风貌的有效路径。

  3.3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主题研究的其它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伦理主题研究从处于民族文化内核的伦理思想角度论证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与民族特色,并结合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现实事象具体分析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内在机制,此二则均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经过长期的融合与交流,中华文化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作为民族文化外显符号的各族民间文学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这一突出风貌。关注民族民间文学伦理内蕴与汉文化之间以及不同民族民间文学伦理内蕴之间的相似和区别,并追溯这些异同所以产生、发展的社会语境,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华文化的整体特征及文化传播、交流的意义与规律。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伦理主题研究系统审视民族地区丰厚的道德积淀及其显示的独特风貌,对弘扬云南少数民族优秀的伦理思想与构建现代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民族伦理观念既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发展,又表现为承继与延续的历史联系性过程。民族地区的文明建设需以民族伦理传统为基础,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渗透的伦理观念为理解民族伦理传统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参考文献:

  [1]乐黛云. 比较文学简明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美)斯蒂.汤普森 . 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3]刘守华. 比较故事学论考[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德)约瑟夫.狄慈根. 狄慈根哲学着作选集[M]. 上海:三联书店,1978.

  [5]钟敬文. 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肖群忠. “生活伦理”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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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摘要】

  3—6岁是幼儿语言学习的关键期。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和形成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语言的。”因此,对小班幼儿语言的培养显得非常重要。本学年,我任教的是小班。发现班内孩子在语言表达上参差不齐。有的孩子会说普通话;有的孩子一口

  方言;还有的孩子用摇头或点头来回答你等等。区域活动的自选性、自主性决定了区域活动适合孩子与孩子、孩子与教师双向互动中产生语言。我将自己在小班幼儿区域活动中对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培养的有效尝试与大家一起分享。从小班区域游戏科学合理的设置、各区域投放材料的灵活多样,以及在区域活动中的有效指导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务实有效。下面我就浅谈在区域游戏中如何培养小班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关键词】 小班 区域游戏 语言培养

  小班幼儿年龄还小,是一个处在各方面都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我发现我班孩子的语言表达较为薄弱。“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促使了语言表达能力发展的重要性。一个孩子语言表达能力发展得怎样将会直接影响他将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然而一个人语言表达能力的好坏,并不是先天就具备的,而是后天培养教育的结果。怎样通过孩子感兴趣的形式让孩子获得语言表达发展是我常思考的问题。

  区域活动是一个有效载体,幼儿可以随时根据各自不同的需求去活动区放开手脚大胆活动,充分运用多种感官体验活动的内容。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幼儿参与区域活动,让幼儿通过双手的操作,可以锻炼幼儿的小肌肉群,培养幼儿的创造力,语言表达能力,树立幼儿的自信心。我将区域游戏与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有效结合在一起。根据主题活动目标、内容、以及孩子的兴趣、发展需要,有意识地在活动区中投放了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自然材料。幼儿在与这些材料的互动过程中有效地发展语言表达能力。

  一、创设良好区域环境激起幼儿表达的兴趣

  《纲要》中明确要求:“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语言交往环境,支持、鼓励、吸引幼儿与教师、同伴或其他人交谈,体验语言交流的乐趣。”从某种程度上说,环境就是教育,创设良好的语言环境,可以使幼儿的语言能力在游戏交往中得到进一步锻炼。区角的设置直接影响幼儿的活动效果,在设置区角时,我从环境设计入手,以小动物的家为主题,创设了小鸡家、小猫家、小狗家、小兔家、巧虎家。我布置的很温馨,让孩子感觉像家里一样,这样使孩子有话愿意说,有话敢说。

  二、适宜投放区域材料,满足孩子表达需求

  材料是促进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发展的载体。蒙台梭利认为:“要帮助幼儿发展,我们就必须给他提供一个使其能自由发展的环境”。因此,在提供游戏材料时,我既考虑到小班幼儿的年龄和语言特点,又兼顾到个体差异,我们在这些小动物家里不断添加有趣,好玩的材料来吸引孩子。做到有目的,有计划,有层次选择材料,真正发挥材料的最大的潜能和教育功能,激发幼儿语言表达的兴趣。

  (一)生活区域让孩子大胆表达

  小班幼儿年龄小,有的孩子在家里吃饭、穿衣等基本上都是由成人包办的。初到幼儿园时,很多自理方面的事情如:穿衣服、吃饭等做得不够好,有的甚至不会做。因此,在活动中不敢大声与老师及同伴说话。新《纲要》指出:“教育内容既要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又有利于其长远发展。”在生活区我投放了可爱的娃娃、漂亮的小衣服等。在活动中,我总是引导那些不敢大声与老师及同伴说话的孩子们,让这些孩子给娃娃穿衣服穿裤子穿鞋子等,不仅培养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还让幼儿学会了这方面的技能,增强了幼儿说话的信心。我还投放了瓶娃娃和豆子,让幼儿学做爸爸妈妈给娃娃喂食,幼儿的兴致可高了。瞧,胆小的皮皮也学着大人的样子给娃娃一边喂食一边说:“宝宝乖,爸爸给你喂饭”。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皮皮说话和其他孩子一样,说话不在胆小,也能声音响亮。另外,在生活区我提供了麦管和质地较硬的塑料线、豆荚、牙签和土豆、玉米棒等,引导幼儿用麦管穿项链、剥豆荚、用土豆和牙签做棒棒糖、剥玉米等等。这些生活化的操作活动既锻炼了幼儿的动手与语言表达能力,又充分体现到了劳动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

  (二)艺术(美术)区域让孩子词汇更丰富

  新《纲要》强调:“尊重幼儿在发展水平、能力、经验、学习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因人施教,努力使每个幼儿都能获得满足和成功。”为了让每个幼儿都能在原有水平上获得进步并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在美工区我投放树叶、橡皮泥、手工制作等幼儿感兴趣的材料。针对不同幼儿的经验、能力、水平等差异,我引导幼儿选择不同的材料进行游戏活动。班里杰杰小朋友胆子比较小,我就引导他选择用自己的小手“印”画。岚岚小朋友动手能力较强,我就引导她选择用树叶“粘贴”画。另外,引导有的小朋友选择用橡皮泥“捏、搓”各种点心等。孩子们通过一次次的与材料接触,获得了直接经验。知道橡皮泥软软的,能捏出有趣的东西;用棉签蘸上颜料可以画出彩色的雨滴等等。通过活动,不仅锻炼了幼儿小手,更重要的是幼儿在一次次的活动中词汇也丰富起来。如:在一次活动中,涵涵捧着一碗面条对我说“戴老师,

  明天是奶奶生日,我撕碗面条送给奶奶”。在这些有趣的活动中,幼儿的小手变得更灵活更能干了,主观能动性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三)益智区域让孩子说话更完整

  纲要指出“引导幼儿对周围环境中的数、量、形、时间和空间等现象产生兴趣,建构初步的数概念,并学习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生活和游戏中某些简单的问题”。在益智区我投放了瓶子盖子与点子配对,大小不同的豆子。孩子们对这些投放的材料很感兴趣。我们班一个叫勇勇的孩子平时说话前后不搭边,习惯又不怎么好。我发现他对瓶子盖子与点子配对很感兴趣,拧的很投入。我就及时问勇勇,他对我说:“戴老师,我把瓶子盖子与点子配对了,就把盖子拧到瓶子上。”我及时表扬了他,并鼓励他。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培养幼儿说完整话而且提高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在活动中,我时刻观察留意每个幼儿的兴趣操作情况,做幼儿的支持者、引导者。阳阳小朋友聪明又能干。他在给蚕豆和扁豆进行排序。我就引导他,豆子宝宝既可以排序,还可以变出各种图形。在我的启发下,聪明的阳阳对我说:“我用蚕豆和扁豆排序,还用蚕豆和扁豆摆放出了正方形、三角形图形”。幼儿的兴趣被调动起来,既获得了感性的经验,又有效地激发了探索精神,促进了动手动脑能力,使幼儿更完整的说话。

  (四)建构区域让孩子更自信

  小班的幼儿小肌肉动作发育未完善。拼拼搭搭、反复垒高是他们最常见最喜欢的建构特点。在建构区,我投放了牛奶罐、奶粉罐,不同品种的积木和形状各异的木块让幼儿操作。小轩轩用雪花积木做了一把冲锋枪,他对小朋友说:“我的冲锋枪可厉害了,可以打很多怪兽”。只见他双手持冲锋枪,做瞄准打怪兽的样子,嘴巴里还说着,嗒、嗒、嗒……。梦梦用木块搭了一座房子,告诉我,这是小狗的新家。而豆豆尝试着在小小牛奶罐上放上大大的奶粉罐。可是调皮的奶粉罐老是掉下来,豆豆反复了几次都失败了。耐心的豆豆没有灰心,他拿起奶粉罐底看了又看,似乎想到了什么,小家伙又一次轻轻的将奶粉罐的底放上去,哈哈成功啦。奶粉罐稳稳当当的站着了。豆豆又是跳又是拍手,嘴里还不停地说着:“看,我成功了。耶!”是啊,一次小小的挫折使幼儿坚持的品质在这一过程得以完全体现。而幼儿在插着、玩着的过程中,语言、想象、创造能力都得到了发挥,使孩子变得更自信。

  三、区域指导灵活、多样,有效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

  小班幼儿由于其年龄的特点,具有好奇心强、模仿性强、注意力容易分散的特点,为了激发幼儿的操作兴趣,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在开展的区域活动中,我始终以一个玩伴的身份参与其中,时刻观察留意每个幼儿的操作情况,并通过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使孩子们玩中学,乐中说。

  1.运用鼓励法,引导孩子乐意说。

  在日常的区域活动中,我时常会发现有的孩子刚开始时兴趣很浓,但玩着玩着就没兴趣了。如在生活区《瓶娃娃喂豆子》的游戏中,东东小朋友用小勺给娃娃喂食。玩了一会儿,小家伙就放下勺子不愿喂了,似乎想到别的区域玩。我就及时的鼓励他,“东东,娃娃现在肚子饿了,你是爸爸,要让娃娃吃饱肚子哦”。在我的鼓励下,东东就像模像样的一边给娃娃喂豆子了,一边说:“娃娃乖,爸爸给你喂饭”。又如苗苗在穿麦管项链。她尝试着用塑料线穿着。但穿了好几次都没穿进。孩子似乎没耐心了左右观望了一下,放下了手中的麦管。见此情景,我急忙鼓励她说:“苗苗很能干的,娃娃家的宝宝要生日了,我们一起做根项链送给她好吗?”在我的鼓励和引导下,苗苗拿着穿好的项链高兴地说:“我要把项链送给宝宝。”

  2.巧用游戏法,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 。

  在美工区,我经常采用游戏的方法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如:以兔妈妈的身份邀请小朋友到兔子家做客,让小朋友制作不同的礼物,送给小兔子。如:妮妮把做好的围巾送给小兔子,并对小兔子说:“这条很漂亮的围巾用赤豆做的,我要送给你。”盟盟说,她送给小兔子的明珠塔是用牙签和土豆做的;小强告诉小兔子,他送的礼物是用胡萝卜印章印出的图案等等。这样不仅培养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还培养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3.以故事形式引入,激发孩子的语言兴趣。

  为了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在每次的区域活动之前,我都会以故事的形式展开。如:“今天我班的区域城里藏了好多新的材料宝宝,这些材料宝宝会变魔术。等会儿,请你们把它们找出来,再把它们变成好玩的东西告诉大家好吗?”幼儿的兴趣可高了,纷纷在各区域中寻找着新的材料宝宝,新奇的看着,摆弄着。一次次地尝试着“变”出好玩的东西告诉告诉老师和小朋友

  总之,爱玩游戏是每个孩子的天性,游戏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的孩子。区域的设立为幼儿自主选择游戏内容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同时也增加了幼儿之间的交往机会,对幼儿语言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通过活动,不仅培养了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的自信、合作、交往、想象力等,促使他们都附有个性的发展。实践证明,通过区域游戏这一途径来促进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是可行的,既符合幼儿年龄特点,又符合幼儿的发展规律。同时较好地运用了区域活动本身的自由自主和个性化的特色,幼儿在不同的区域中活动,与同伴之间的语言互动效果会非常显着,有时幼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像大人那样想法设法地通过语言去与别人调节,这样通过设置区域活动有效促进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2002年09月/江苏教育出版社

  2. 《幼儿园工作规程》1996年3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25号发布,自1996年6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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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摘 要:近十余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及理想图景认识出现了一定分歧。形成这种分歧的实质原因是,在“什么是法治”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绘的法治的某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对于法治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认知和评

  判我国法治现实的依据。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传统理论及知识谱系的对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藉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的权威地位。

  关键词:法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话语体系;法学理论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法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局面变得日益复杂。上世纪80年代前后建立的“要法治不要人治”的朴素共识,已经不足以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融通人们不同法治主张的理念基础。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法治建设中自主性意识的强化以及本土性特征的逐步明显,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以及中国法治的理想图景究竟是什么,认识上出现了一定的分歧。这些分歧常常潜隐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之中,但就实质而言,分歧的主线在于:是趋从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倡导的法治模式,还是坚持走中国特色自创性、自主性法治道路;在此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又进一步引发了对中国还是否在(会)走法治道路的质疑。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确定,表明了决策层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立场,表达了决策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认识与诠释,同时也是对中国是否坚持走法治道路以及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的明确回应。然而,任何法治理念的提出,无论基于什么样的威权,都不可能象法律制度那样产生“令出即从”的效果。特别是在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或对法治某些特性的描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为人们对于法治社会的基本想象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在全社会得以确立,不仅要进一步取得社会成员在理论和经验上的广泛理解与感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而且全社会各方面对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推崇的法治观亦应有深刻的反思和充分的省察。

  进一步看,在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中,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中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只有转化为或体现于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亦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才能够实际成为指导法治实践的理念,避免成为一种飘悬的政治倡导。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只有被置放或还原到法治话语之中,与法学理论传统和知识谱系形成对接,才能够获得必要的理论和知识支持。不仅如此,只有通过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才可能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开放出必要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讨论的空间,藉此与其他各种法治理念进行一场没有缺席的对话与交锋,并在这种对话和交锋中显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性力量。因此,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应当成为当下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任务和重要主题。

  二、域外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的深刻影响

  从上世纪50年代公开的“全面苏化”,到始于上世纪80年代并延续至今的对西方法治思想和法治理论的隐性趋从,域外法治意识形态事实上浸染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并不同程度地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内容及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

  有关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对我国法治的影响,近些年国内学者已有较多的分析和论证。〔1〕全面学习和继受苏联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包括国家与法的基础理论以及各部门法理论)是新中国法制创始的基本思路和重要决策,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对我国法治的重要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概括地说,这种影响的具体方式和渠道主要有:(1)苏联的各种法学着述在我国全面译介。上世纪5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苏联法学书着达165种,〔2〕通过这些书着的翻译出版,苏联的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被广泛引入我国。(2)苏联法学教材或苏联专家的讲义成为我国法律教育的主要载体。1951年教育部制定的《法学院法律系课程草案》明确规定“以苏联法学教材及着述为讲授的主要参考资料”,〔3〕为此,教育部专门制定了《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对高校系统翻译苏联各种法学材料作出要求和安排。〔4〕1953年教育部推出的统一法学课程中,绝大多数科目为苏联法学及法律制度。〔5〕(3)苏联法学专家来华传授法学理论和法制经验。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60年,共有35位苏联法学专家,先后受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政法委员会、司法部、外交部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分别充任法制工作顾问或讲授相关的法学课程。〔6〕(4)我国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法律。上世纪50年代,我国先后派遣86名法学留学生,分别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列宁格

  勒大学等着名院校,〔7〕这批留学生回国后把苏联的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带回中国,并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制人材的中坚力量。(5)建立以传播苏联法学为宗旨的教育基地。中央人民政府在《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人民大学的任务是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据此,人民大学成为引进苏联模式和苏联学说思想的大本营。在法学方面,人民大学事实上成为我国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人民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由苏联法学专家培训;人民大学的学生到各地高校任教;其他各院校的教师到人民大学进修;人民大学出版的各种教材和讲义广泛流传至其他各院校及法律实务部门。总体上看,苏联法治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是全域性的,前述几个方面清晰地表明了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曾经有过的作用和地位。

  在本文主题和语境下述及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对我国的影响,或许应当明确:第一,苏联法治意识形态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选择法治道路,并具体开展法制建设提供了初步的认识引导和直接示范,对新中国法制的创始产生了不容忽略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第二,苏联法治意识形态事实上存在着严重缺陷,特别是国家与法权理论,产生于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政治斗争背景,因而相关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中缺少对社会成员权利的基本尊重,更缺少对国家权力的应有限制和必要约束。苏联法治意识形态的这些消极因素对我国法制乃至政治生态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8〕第三,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至今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尽管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中苏交恶的事实,但苏联法治理论的影响并未因此而绝迹。及至“文革”后重启法制进程,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再度受到重视。深受苏联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熏陶的我国老一辈法学家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而新一代法学人才也在接受苏联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教育的过程中完成了法治理论的启蒙。以苏联法学教材为蓝本的法学各学科的“统编教材”则使苏联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得到进一步广泛传播与扩散。今天,我国法学基础理论的结构与体例、法的定义、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司法制度特别是检察制度理论等,依然明显地保留着苏联法学理论的痕迹与烙印。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加快,特别是随着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传入,西方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的影响日渐形成,并不断强化。迄至今天,西方某些法治理论所描绘的法治状态已成为很多人对于法治社会的基本想象,从而也成为人们向往或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对西方法治理论所推崇的某些原则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人们对我国法治应有机理以及法治实际运作规律的思考与理解;西方各种法治理论或学说成为人们分析和论述理论问题以及考量与评价社会现象的重要理据与判准;西方各种法学着述和文献已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的重要理论和知识资源;接受西方法学理论的训练则成为当代中国法学人乃至法律人所必不可少的经历,对西方法治理论和知识的掌握与了解亦成为体现或衡量法学人学术功底和理论素养的重要标准与尺度。虽然尚不能说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对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具有潜在的主宰地位,但西方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中的影响无疑是较为深刻的。

  毫无疑问,在西方国家法治实践先行、法治理论先存的格局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壁垒与藩篱已经打破和拆除的条件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上较为成熟的法治国家这一事实已得到普遍认同的背景下,在我国法治仍处于创始阶段,法治理论、法律文化和法学知识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大量吸收和汲取西方法治理论、法律文化和法学知识以及这些理论、文化及知识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不仅难以避免,而且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从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趋势看,即便在将来,这种状态也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但需要自省的是,在浩瀚的西方法治思想文化资源中,我们主要汲取了什么?或者说,西方法治思想文化对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影响最大、最为深刻的因素是什么?

  本文认为,近几十年来,在我国法治意识形态领域中影响最大亦最为深刻的西方法治思想文化是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虽然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约定俗成的学说概念,但在很多西方着述中,它以着述者和阅读者的共同会意而被识别和认知。〔9〕自由主义是以美国为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直接而紧密”。〔10〕资本主义法治的兴起建立在自由主义传统之上,“自由主义法律哲学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就是这样的原则:每一个社会都应该依据法治运作。它对法治的信奉起源于17世纪现代自由主义的诞生”。〔11〕自由主义法治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公开推崇并向后起法治国家推行的法治形态,大致可以代表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法治意识形态。从理论渊源及内涵看,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主要是由西方自然法学派率先主张,并经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以及形式主义法学)改造和发展而形成的一整套法治理论(20世纪以来,新自然法学派和新分析法学派又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与调适)。〔12〕自由主义法治理论通过对法治的若干要素或特征的直接或间接的强调,刻画了一个极为理想化的法治模式,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极度完美的法治图景:(1)法律在全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社会活动、社会行为及各种权力或利益关系都由明确的法律规范加以规制和调节,或都受制于法律的界定和约束,即“一切皆有法”、“一切皆依法”。(2)法律中蕴含着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安全、秩序、效率、福利等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各种价值或善品;只要法律得以施行,这些价值或善品就能够很好地得到实现。(3)法律是一套概念清晰、表意明确、逻辑一致、恒常稳定的普遍性规范,不存在认识或理解上的分歧与偏误,并且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遵循。(4)以国家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权力分立为基础而形成的独立的司法,能够有效地保证法律的施行;独立于外部各种社会力量的法官具有优良的品质和高度的智慧,从而能够忠实地履行实施法律的神圣职责。(5)所有的社会争议和纠纷,包括各种政治权力或利益冲突,都应当并且能够进入司法程序,通过司法手段得到解决。(6)法律实施过程,尤其是司法过程是一个自证、自洽的封闭过程,审判就如同“自动售货机”运作,一边输入法条和事实,一边输出正确的裁决。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还认为,这一法治图景代表了人类的共同社会理想,因而前述各要素或特征构成了普适于一切国度的法治标准,是任何实行法治的国家都必须依循的模式。正是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讲述的这一神圣而动人的法治故事,在感动过无数西方民众后,〔13〕又再度感染了当代中国人,使很多中国人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描述的法治形成了强烈的向往。与之相联系,西方国家的法治常常被人们认知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现实形态或实践样本;西方各种法治理论(即便是与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在某些方面相左的理论)也由此获得了相应的话语权威。不仅如此,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描述的法治模式还往往成为人们构想中国法治图景和评判中国法治现实的基准和依据,而中国法治现实与这种“图景”以及“基准”、“依据”的差异与距离,则成为影响当代中国人对于中国走法治道路信心的重要因素。因此,现实地看,当下域外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领域的深刻影响,并不体现于域外法学理论、法律文化及法学知识在我国广泛传播和利用的表象,更重要的还在于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塑造的“标准法治模式”在我国的实际影响力以及依附其上的西方法治意识形态在我国潜在的话语权威。

  三、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为什么不足为信

  无论从人类法治发展的历史事实,还是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际要求看,自由主义法治理论都是一种不足为信的意识形态。

  (一)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是对法治的虚幻化认识

  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体现了人类对法治理想的积极追求,其某些方面在对抗封建专制、启导人们对法治的向往以及型塑现代资产阶级法治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然而就本质而言,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仍然是西方思想家和理论家们对于资本主义法治乃至政治秩序的一种浪漫化的想象和理想化的描述,相比于法治运行的实际要求和真实状态,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只是对法治这一社会现象或社会实践的虚幻化认识。即便从应然意义上看,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对法治各要素或特征的以及刻画法治的各种命题,都无法经受事实经验与实践逻辑的检验与挑战。

  第一,虽然法治社会中法律应覆盖社会生活的主要过程,但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活动与行为不可能用法律加以规制和调节,或者不需要用法律加以规制和调节。“法律的统治”的范围永远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方面,“并没有什么法律规范能够总揽无遗甚至能够包括各种各样的、只是有可能产生的情况。人类的预见力还没有完善到可以可靠地预告一切可能产生的事这种程度,况且,人类所使用的语言也还没有完善到可以绝对明确地表达一切立法意图的境界”,〔14〕并且,“社会变化,从典型意义上讲,要比法律变化快”。〔15〕另一方面,任何社会都无法排斥也不会放弃道德、宗教以及其他社会规范对人们社会行为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亦无法逾越由法律自身特性所决定的法律适用范围的局限。因此,即便在成熟的法治国家,“在众多用来塑造我们生活的道德的文化制度中,法律只是其中的一员”。〔16〕

  第二,法律的明确性、普遍性、强制性、稳定性等属性都是在有限且相对意义上得到承认的。这不仅是因为法律的确定性问题从来都是法治实践所面临的难题,从而也是法理学中异见纷呈的论题,〔17〕也因为这些属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律积极功能的全面发挥:普遍性排斥了对个殊性的考虑,明确性限制了法律的容量和适用的边际,强制性消解了社会生活过程中必要妥协的意义,稳定性则凸显了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第三,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司法独立只是政治建构中的一种假想。从原理看,司法独立的理论“有违国家主权原则”,〔18〕因为司法是一种政治装置,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19〕从实践看,西方国家的司法从来都没有摆脱过政治势力的实质性影响,司法过程中潜含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20〕法院的判决与政治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司法人员的遴选以及司法组织的构建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治势力。〔21〕从基本逻辑看,当政治问题司法解决成为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设置时,司法独立于政治的基础就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22〕至于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对法官独立且公正无私、富有睿智卓识等角色特征的描述,更是一种理论虚构。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中的法官,实际上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抽象符号,〔23〕“否认身为法官的个人在场”,〔24〕以至于现实主义法学代表人物弗兰克不得不提出“法官是人吗”这一颠覆性的质疑。〔25〕

  第四,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纠纷都通过司法手段解决,原因是:(1)很多社会纠纷并不适于司法手段解决。美国学者考默萨认为在“人数众多,问题复杂”的情况下,司法很难在多种具有不同合理性但又彼此冲突的复杂诉求中寻求恰当的处理方式。〔26〕庞德也很早注意到司法手段自身的局限。〔27〕(2)大量的社会纠纷无需司法手段解决,或者运用其他手段更容易得到解决。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在局部地方或某些领域,也存在远离司法的“无需法律的秩序”。〔28〕(3)司法是成本昂贵的解决社会纠纷的手段,从社会资源合理利用的角度看,把解决社会纠纷的任务主要甚至完全委诸司法,并不是理性的选择,至少是不经济的选择。〔29〕

  第五,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对法律实施、特别是司法过程的描述与想象也完全悖离了客观真实。卡多佐对“司法过程的性质”的分析,〔30〕弗兰克对“初审法院”真实状态的揭示,〔31〕波斯纳对“法官如何思考”的论述,〔32〕以及克洛斯对“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判之道”的叙说,〔33〕都表明司法过程决不象“自动售货”那样简单。

  最后,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把人类追求的各种价值或善品充填在法治或法律之中,把法治或法律视同各种价值或善品的象征或替代,同样是一种虚幻的构想。这样的认识忽略了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甚至在不同主体的认知中,各种价值或善品的内涵和位序上的差异以及各种价值或善品之间的内在冲突。尽管法治体现着人类社会为追求各种价值或善品所付出的努力,但任何社会的法治都承载不了保证各种价值理想均能很好实现的期待,甚至无法排除“恶法”存在的可能。〔34〕

  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虚幻性的根源产生于三个方面:其一,自由资本主义法治理论回避或忽略了法治的内在矛盾。法治是一个充满内在悖论和矛盾的统一体。〔35〕在法律思想史上,无数思想家和理论家都力图用某些要素和原则对法治应然或实然状态作出确定性的描述和构画。从亚里士多德的两大特征至戴雪的三项原则、富勒的八项原则、菲尼斯的八项原则、罗尔斯的三个准则、拉兹的八项原则、所罗姆的七项原则以及纽曼的三项原则,〔36〕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学说和理论虽然从特定的偏好和取向出发概括了法治的某些性状和特征,但都没有能够圆满地描绘出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和普适意义的法治形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关于法治的要素抑或原则的每一个正面判断或命题下,都真实地存在着与其相悖的另一个判断或命题。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极为理想化地描述了法治的某些方面特征,而舍弃了现实中与这些特性相悖反的另一些性状的存在,忽略了实践对另一种性状的需求。其二,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忽视了作为法治运作场域的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习惯于简单地运用中世纪宗教统治模式诠释或理解法治:〔37〕法律如同宗教义理,蕴含着一切正义或正当性;立法如同宣谕布告,能预见未来,并对未来作出最妥善的安排;法院如同教会,既把持着对教义的权威理解,而且有效地守护着法律运行,冷峻地裁断着人们行为与法律之间的悖合;法官则如同牧师,披着神圣的黑袍施行法律,审断人们行为的是非,布道般地反复向人们传达关于法律和正义的结论。然而,宗教统治是建立在社会同质性很高和社会关系极为单一的背景之下的,而现代法治所依存的社会、特别是当代社会,已不复具有中世纪万马齐喑、万籁俱寂的高度同质性,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更是远异于宗教统治下的神与信众以及恩典与救赎关系。因此,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用宗教统治模式诠释和理解法治,势必会脱离现代法治社会的真实状态。其三,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真实意旨并不在于揭示法治客观规律或指引法治具体运作,而在于启导人们建立对法治的信仰。无论是作为资本主义法治创立和形成中的思想动员,还是作为资产阶级强化自身统治正当性的理论支持,自由主义法治理论都需要通过对法治的美化甚而神化,启导人们对法治的崇尚和信仰。这种美化或神化,既不会是对法治应然机理的诚实揭示,更不可能是对法治实然状态的客观描述,尤其不可能正视法治的内在矛盾以及与此相关的法治的局限性。就实质而言,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不过是思想家和理论家们向人们作出的永远无法兑现的理想承诺。

  (二)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是被现代社会所背弃的理论

  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在19世纪中期最为兴盛,但迄至19世纪晚期,随着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以及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已难以为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引和解说,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编织的法治神话也随之逐步破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进步运动”以及在西方世界的“祛魅”思潮和运动,引发了对自由主义法治颠覆性的反思与质疑。在此过程中以及继之以后出现的各种法学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对自由主义法治思想的背弃和批判。例如:以霍姆斯、卡多佐等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法学否弃了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把法律形式绝对化的偏向,强调用经验而不是逻辑或形式去理解和认识法律的本质,重视法律及其适用过程的实用意义,主张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以及具体情境理解和确定法律的实际涵义。〔38〕以庞德为代表的社会法学反对从抽象的价值或空泛的规则去理解和认识法律,倡导从社会功效角度把握法律的功能和作用。庞德主张把法律及其施行过程视为一项“社会工程”,把法治的意义认知为通过法律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具体揭示了法律或法治的内在缺失和局限,引导人们理性、真实地看待法治的作用。〔39〕以弗兰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通过对法律实施过程、特别是对司法审判过程的具体解析,从经验层面描述了司法审判过程的实际状况,分析了各主体在审判活动中的实际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规则的不确定性,揭穿了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对司法过程的虚构。〔40〕批判法学派则侧重于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中法治的正当性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从司法与政治的实际联系,从法治价值的虚空性、价值之间的冲突和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等多个方面,彻底颠覆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大厦。〔41〕

  当代美国学者萨默斯认为,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本土产生并发生实际影响的理论,既不是自然法学,也不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更不是历史法学,而是汇聚了实用主义法学、社会法学以及现实主义法学等各派理念而形成的实用工具主义法学。实用工具主义法学“是20世纪中期,在法理学界、主要高校机构以及法官和律师等重要领域最具影响的法律理论。其中很多原则和理念的影响至今犹存”,“人们可以坚信实用工具主义在美国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一股法学思潮,它使得分析实证主义、自然法学相形见绌”,“即使今天,实用工具主义已然常伴我们生活左右”。〔42〕

  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编织的法治神话渐渐破灭时,西方世界也曾经历过“礼崩乐坏”、“大厦将倾”般的社会阵痛,〔43〕甚至在知识阶层中萌生过一种殉道意识。迄至今天,西方社会仍然普遍把19世纪末以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没落,以及法治现实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背离,表述为“法治的衰退”。在近几十年间,西方法学界出现了一些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新的法学流派或学说,其中最重要的如以约翰?菲尼斯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以约瑟夫?拉兹、布莱恩?比克斯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等等,以图重现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传统的辉煌。此外,在部分西方人的观念中,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仍被视为正统的法治理论,并希望以此与其他法治理论、特别是与实用工具主义法学保持一定的理论张力。然而,尽管有这些因素或情况的存在,仍然不能否认,19世纪末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法治思潮以及主导性法治实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今天,对于日益复杂的西方社会来说,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更多只能充作部分西方人抚慰或稀释现实中失落痛楚的“心灵鸡汤”。

  (三)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传播中搭载着西方势力的政治企图

  从我国法治乃至政治现实出发看待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不仅要看到这种理论自身在逻辑和历史上的乖谬,还应看到这种理论所搭载的西方势力的政治企图。大量事实表明,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在我国以及其他后起法治国家中的传播,其意义和后果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近几十年中,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已成为西方各种势力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推行其整体意识形态以及改变这些国家政治制度的思想工具。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并不是西方世界所真实奉行的意识形态,甚至在19世纪末以来的法治理论领域也不具有实际上的主导地位,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及由其控制或操纵的各种国际组织,却借助当今世界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机会,在全世界高扬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大旗,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44〕根据桑托斯的研究,西方霸权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建立在四个方面的共识之上,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共识(华盛顿共识)、弱国家共识、新自由主义共识以及法治和司法改革共识,〔45〕而法治与司法改革共识的思想基础又主要是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提供的一系列原则和主张。为了推行或争取“法治与司法改革共识”,西方势力一方面直接提供各种物力和人力等资源条件,在发展中国家设立推进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具体项目,在这些项目中体现和具体实践“法治与司法改革共识”;另一方面,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或者利用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经济地位、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机会,强制性地搭载政治以及法治与司法改革的要求,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法治与司法改革共识”。此外,西方势力还利用其操控国际法以及其他国际规则制定的条件,把“法治与司法改革共识”的要求体现在这些法律和规则之中,使自由主义法治意识形态成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刚性制约。从目前所形成的一些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有关法治的基本定义看,它们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观为基础阐释的。〔46〕

  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之所以成为西方势力推行霸权全球化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基本原因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编织了一个法治神话,描绘了一个法治乌托邦的幻景,对于很多摆脱封建专制或殖民统治、寻求走法治化道路的国家和人民来说,这一理论能够带来对于西方发达社会的移情式想象,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特别是在社会变化较快、社会变革较大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认识偏向是,人们往往宁愿相信虽不切实际但符合更大理想的承诺,而不太愿意接受虽具有实效但尚不够显着的社会进步,这就使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有了更多的信众,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创造了很大的市场。因此,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更容易为法治初创国家所接受。其二,也是最根本的原因,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与市场资本主义、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捆绑在一起的理论,自由主义法治原理中包含着对市场资本主义以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必然承认。一方面,西方理论通常认为,“法治与资本主义共享着许多假定作为其基础”,〔47〕西方“理论家们往往将自由主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以及法治捆绑在一起,一揽子地放进同一包裹之中,它们要么全有要么全无”。〔48〕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中的法治,必定是“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法治。通过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推行,能够进一步改变或塑造法治初创国家的国家性质及政治制度。近几十年来西方势力在亚洲、非洲、美洲以及东欧进行法治输出的实践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美国国际开发署把在对东道国实施的法治及司法改革项目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法学教育和法律改革;第二阶段是基本的法律援助的需求;第三阶段是法院改革;而当前的第四阶段,用此类机构(Agency)的术语来说,怀有最远大的抱负,也最具政治性,它包含了前三阶段所有的关注点,将它们囊括在国家民主项目的设计与执行中,并且拓展了前三个阶段的关注范围”。〔49〕也就是说,在推销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表面中立甚而是友好、积极的文化传播活动中,隐含着西方势力改变东道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明确目的与动机。这自然也是站在当下中国立场上否弃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理由。

  四、我国法治意识形态自主化建设的必要性

  在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法治观具有潜在影响的情况下,抽取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信赖,势必会回归到本土法治意识形态资源的替代问题。如果没有恰当的本土法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存在,要从根本上消除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消极影响,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当然,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还承载着其他一些不容忽略的意义。

  首先,从法治意识形态内生和外引的关系看。论述我国法治意识形态自主化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不能不涉及法治意识形态的内生与外引的关系。在法理学或比较法学中,法治意识形态内生与外引的关系通常被置于法律移植的主题下加以讨论。近几十年来,随着法律全球化或全球法律化的推进,法律(也包括法治意识形态)移植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成为法治理论与实践的中心论题之一。在法律移植问题上,虽然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很多主张与见解,存在着一些彼此分歧的学说,但主导性的观点甚而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共识是:(1)从主权角度看,一个国家法治的构建不可能通过法律移植来实现。荷兰学者扬?M.斯米茨基于荷兰既作为一个“法的出口国”也作为一个“法的进口国”、既运用过“武力强制”也运用过“法律规则自身说服力”的经验,〔50〕认为“法治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法治确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特定国家综合的政治文化环境,而非单纯地取决于法制的建构。法律出口国仅仅能够向进口国展示它是如何处理所面对的法律问题的。最终,仍是由进口国自己权衡具体的移植是否有益”。〔51〕(2)法律紧密地关联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条件,因而也限制了大规模法律移植的可能。〔52〕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绍尔认为:“法律只不过是特定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表征”,“法律之外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或者经济最优化在决定法律理念、法律制度和法律架构跨国移植模式中的作用,远远大于这些因素在决定科学、技术或者经济理念、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跨国移植模式中的作用”。〔53〕(3)越是关联到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法律制度或法律理念,如宪政制度或人权理念,越难以通过法律移植方式从其他国家引入。“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决定与宪政和人权相关的法律、理念和制度的移植模式中的重要性,要远甚于它们在决定与商业、贸易和经济相关的法律、理念和制度移植模式中的重要性。”〔54〕(4)对于法治理念这样重要的法治意识形态,基于“法律图景与主权、国家自我表现、民族自决、国家声誉以及民族自尊存在的特殊关系”,〔55〕其本土化建设的意义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而由于法治意识形态体现着特定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以及社会成员的文化直觉,试图通过简单地从他国移植也是很难真正成功的。苏东国家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大规模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大量吸纳了西方各种法律制度,但西方法治意识形态并未在这些国家真正扎根。有西方学者描述了这一状况:“法律改革行业致力于将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入民主、市场化体制的世界,但至今仍没有一个坚实的、科学的根据用以支撑其使用的种种方法和意识形态。”〔56〕因此,无论是法律移植的一般规律或经验,还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相关国家大规模法律变革的实践都充分表明,我国法治建设不可能寄望或依赖于从外部引入法治意识形态。

  其次,从人类法治发展的趋势看。近代以来,人类法治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17、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这一阶段的法治奠基于抽象的理性,追求道德正义,其重心及社会进步意义是促使法治成为一种具有充分正当性的社会治理方式,并使法治成为社会成员所追求和向往的社会理想,逐步促成法治这一社会理想转入社会实践;第二阶段大致集中于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这一阶段的法治重在探索法治的形式要素,致力于明确法治的规则载体与制度形态,其社会进步意义在于把人们对于法治的基本认识以及在法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基本经验,固化为一系列形式要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抽象理性和道德正义不确定性的缺陷,为法治的建构及运作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引;第三阶段大致始自19世纪末并延续至今。这一阶段法治发展的特征在于扎根现实土壤和实践场域,探寻法治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复杂而广泛的现实因素之间的互动与关联,立足于法治对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作用,注重法治的社会功能,强调法治对社会需求的恰切而有效的回应,旨在通过法治追求更远大、更艰难的社会进步。毫无疑问,处于第三个阶段中的法治,必定是本土性、自主性很强的法治,只有这样的法治才能够切合本国发展的需要,才能够有效解决本国所实际面临的问题。对法治发展趋势的分析应当看到:其一,我国法治建设从启步到发展经历的时间虽不长,但把我国法治建设置放在人类法治发展的总体进程中,与其他成熟法治国家处于相同的法治发展阶段,不尽恰切地说,我国没有经历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所描述的“自治型法”阶段,就直接进入“回应型法”的发展阶段。〔57〕其二,基于当代世界法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抑或基于“回应型法”的要求,我国法治建设不能不更多地从中国国情出发,审慎和理性地看待西方传统的法治思想资源,系统并创造性地形成自己对于法治的基本认识,以保持并不断提高法治实践对于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能力。所以,从顺应人类法治发展趋势的要求看,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自主化建设亦属势所必然。

  再次,从重振社会主义法系的历史责任看。上世纪80年代末以前,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被普遍认同为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并存的世界三大法律体系之一。〔58〕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不复存在,“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整个法律体系突然消失”,〔59〕即便有西方学者承认世界上仍然有社会主义法存在,也同时认为“社会主义法,不再具备足够的资格能与民法法系和普遍法系相提并论”。“苏联式法律体系的终结”以及“法律全球化”被视为上世纪末世界法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60〕在比较法理论中,以苏联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于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具体法律制度上存在重大差异,而主要在于社会主义法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正如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说:“构成社会主义法系的法律体系,基于它们共同拥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个事实明显地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其他西方的法律体系区分开来并证明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一个独立法系存在的正当性。”〔61〕意大利学者简玛利亚?阿雅尼也认为:“苏联、中国、某些中东欧国家以及某些亚非地区实际运行的法律却共享着一个特征: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正是宪法与诸法典制定呈现多元化的原因所在;更确切地说,这也是一种不同的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方法得以形成的原因。”〔62〕西方比较法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法系消失”,并不是指苏东国家法律制度消亡或这些国家放弃走法治化道路,而是指这些国家的法律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当重振社会主义法系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中国身上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原理,塑造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就成为我国法治建设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和重大现实任务。换个角度看,在意识形态差异成为社会主义法与其他类型法之间根本界线的前提下,只有塑造出独特的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才可能保持并彰显我国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

  最后,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进程看。迄至20世纪末,我国法治建设主要集中在基本法律制度的制定、法律机构的建立以及法律人才的培养和配置等方面。这一时期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所必备的基本架构,创设法治运行的基本条件。在这一时期,虽然决策层也始终保持着对法治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的强调,但客观上尚未系统地形成并提出自己独特的法治理念,对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及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等基本问题,尚不具有十分清晰的认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和法治推进的深入,法治实践对法治意识形态的需求日益明确,在面临如何更好地使法治楔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之中并与之适调,如何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等问题时,亟需有明确且切合我国实际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引,并统一全社会的认识,消除各种歧见。经过前一时期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社会各个层面对我国法治道路的认识和感悟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深化,在法治实践中所形成的经验教训也能够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系统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基于一系列真实的感验去领悟和认知法治建设中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也就是说,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不仅对法治意识形态系统化建设提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的要求,也为系统化地塑造我国独特的法治意识形态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能否抓住这样的机遇,把握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这一时代主题,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能否最终形成。

  五、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当下我国法治意识形态自主性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政治倡导,而必须进一步进入到法治话语层面,转化为指导法治具体实践的理论与知识,另一方面也在于,长期运用域外的法治话语,持续地维持域外法治话语的权威,“由声音的缺席到权力的缺席”,进而有可能最终丧失在法治领域的话语权。

  特定国家的法治话语体系应当是该国有关法治的思想、理论、知识、文化甚至语言及思维的总体概括,尤其集中体现为法治的理论与知识体系。因此,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牵涉对域外既有的各种法治观念和法治思想的审慎思考与分析,对既有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的改造与整合,更需要依照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与条件,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实现法治理论的全面创新;既涉及法理学等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内容及体系的改造与更新,也涉及部门法学相关原理和知识的调整与变化,甚至还涉及对法学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整体性重塑和再造;既需要对法治理论研究的基点与重心作进一步调校,也需要法学研究的功利观、学术立场与姿态以及学术风格相应有所改变。概括地说,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也就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全面塑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法治理论和法治知识体系的过程。

  (一)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话语权威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西方法治理论特别是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在我国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潜在话语权威。这除了因为前面所述及的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描述的法治样态已经或多或少成为人们的社会理想并由此进入人们的信仰层面外,还在于西方法治理论来源于“法治的故乡”,出自“法治样板国”,被认为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正确性,而西方大国的强国位势似乎也能够为之提供实践佐证。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由于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抹煞了法治的局限性,回避了法治的内在矛盾,忽略了法治实际运行所依附的条件以及所必然面临的约束和制约,站在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立场上,或者执持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某些命题或判断,很容易占据“法治的制高点”,从而可以毫不费力地运筹法治于帷幄,指点法治之江山,更可以俯视和鄙薄一切法治现实与实践。因此,构建我国的法治话语体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话语位势,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元理论”、“元知识”的话语权威地位,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内含的原则和要求作为思考问题的基点、判断问题的依据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本民族的重要精神财富以及对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原创性上建立起中国人对于走自己法治道路的理论自信。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话语权威的确立,不能仅仅依托于决策层的倡导,而更主要仰赖于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及其基本内涵的普遍理解,其间也包含着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深刻反思与认识,即在全社会完成基本法治观的一次校正和更新。在此过程中,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就在于通过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阐释、论证以及深化研究,丰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理基础、文化基础和知识基础,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供更多的理论和知识支持,进一步提升其科学性,展示其独特的理论魅力。为此,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放置在人类法治思想演进史以及法治实践发展史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下,认识不同时空下法治理念差异的必然性以及法治理念的多种样态,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人类法治文明既有成果的尊重和传承,以及在当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对人类法治文明的创新与发展,从而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应有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应当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放置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实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阶段与进程之中,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于当代中国国情的解释力和适应性,认识在社会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法治实践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实际作用,藉此展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现实贡献。通过这两个维度上的阐释、论证和研究,增加全社会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共识,使社会成员充分认知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真正需要并且实际可行的法治,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话语权威的确立。

  (二)坚持实践主义的话语立场

  以当代中国社会为背景以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使命,必然要求我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奉行实践主义的哲学观,坚持实践主义的话语立场。〔63〕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对既有法治思想和知识资源选择的自主性。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客观情况是各种法治思想和知识资源充斥于法治意识形态领域,关于法治建设中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问题,都有先在的各种见解、结论或答案。因此,我国法治话语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吸纳既有的思想和知识资源,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也必然包含着对既有思想和知识资源的选择。基于实践主义的话语立场,要求在话语体系构建中,无论是对域外的法治思想和知识资源抑或对我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法治思想和文化,都应当保持明确的自主意识,审慎地选择和利用,而不应囿于既有的某些结论,并警惕在所谓“普适性”、“普世性”冠盖下搭载的某些见解和主张。在看待和吸纳既有法治思想和知识资源过程中,要研究其在特定情境中的具体涵义,弄清概念或命题的真实意蕴,要考量其所依附的社会条件,要分析其与相关思想或理论体系的联系,尤其应关注其学说取向和流派背景,要审视潜隐于这些思想或知识资源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制度设计,要注意西方国家所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和双重要求,要考虑其与我国其他理论、制度及实践的相适性。

  第二,坚持法治话语语境的中国化、本土化。〔64〕尽管存在着法律全球化或全球法律化这样的时代背景,我国法治话语仍然必须以当代中国社会为具体场景,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基本条件,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为目标和使命。即便对全球化趋势或压力的回应或顾及,也必须以符合中国长远和大局利益、契合我国法治思想或制度体系,且不悖离我国社会主导性文化价值观念为前提。同时还应明确,中国对人类法治文明的尊重以及对人类法治文明贡献的基本方式,决不在于以认同西方势力所推崇的法治模式为基础参与对法治主题的泛化讨论,而在于创造出独特的法治样态并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的实践所能够提供的启示。

  第三,注重法治话语内容的实在性和具体化。现实中,法学理论尤其是有关法治基本问题的理论,常常是在超时空的抽象意义上阐述和叙说的,其间隐含着叙说者对法治一般性原理或普遍性规则或规律的探求,也蕴含着对“标准化”法治模式的期待或敬重。不可否认,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实践,法治的确有其一般性的机理和内在逻辑,由此也赋予法学理论某些抽象性特质,使某些概念或范畴的确能够超越时空而获得一定的共识。然而,这种状况在现实中被放大后却导致了另一种不恰当、不可欲的结果:一方面,法学人偏向于脱离具体情境而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属于整个世界”的法治问题或法律原理,在国内相当一部分法学文论中,中国主体常常并不“在场”;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把蕴含了理想化价值与期待的抽象概念认知为真实的存在,并进一步作为阐释理论主张以及判断问题的依据。因此,要避免类似的偏执,就应当注重法治话语的实在性和具体化,在真实的环境中,以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为对象,为具体的法治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和依据。即便是对一般性原理或规则、规律的探求,也应当以中国社会作为实际场景,从而使相关的理论或知识成为“对中国有用”或“在中国有用”的智力成果。

  第四,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话语取向。实践主义话语立场还体现为以问题为中心的话语取向,即法治话语应始终围绕具有实在性、当代性、重大性、根本性、普遍性的“中国问题”而展开,〔65〕以保证法治话语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贴近。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法治话语中会产生许多与传统法治理论和知识所不同的内容,一些在传统法治理论和知识中不曾出现或存在的主题,却可能在我国法治话语中占有重要地位,或具有较重份量;另一方面又意味着,我国法治话语体系也不受制于传统理论或知识体系的结构、形式以及风格等因素,而应着意于与其所关涉的问题相契合,理论或知识体系的结构、形式以及风格等因素,只有在有利于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与阐释,有利于对“中国问题”的实际解决的前提下,才应当被接受和承认。

  (三)倡导创新性话语思维

  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始终倡导和保持创新性话语思维。从历史视角看,尽管人类社会累积了大量的法治理论和知识资源,但真正有创造性、有影响的成果,仍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社会重大变革或转型的几个重要时期,这些成果也同时成为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识别标志,以至于在社会和平发展时期,法律思想家和理论家不得不感叹生活在历史巨人的阴影之下而无所作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与转型,能够为法治思想与知识的创新提供极好的历史机遇。与其他国家法治环境相比,我国法治思想和知识的创新所藉以参照的社会现实,或者说我国法治思想和知识创新所应着眼、围绕的社会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建构的特殊性。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特定国家的法治样态与该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建构都具有密切的联系。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建构既与西方国家具有重要区别,也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大差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协商下的党执政制度、“一府两院”的建制,这些制度和建构至少在两个方面决定了我国法治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一是我国法治实践必须致力于国家核心影响力、甚至控制力的形成和提升,有利于国家组织和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克服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局限,体现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的优势。因此,西方法治理论中把法治的核心功能定位于权力制约的主张就难以为我国社会所认同。尽管权力制约同样是依法治国的必有涵义,并且如何保证执政党权力运行的规范化也是改善执政方式的重大主题,但就总体而言,“权利—权力”的抗衡与制约不应是我国法治的基本格局或主要机理。二是我国司法与主导政治力量具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在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下,执政党频繁更替,执政理念与方针因执政党的变化而相应改变,因此,在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下,保持司法与政治的距离,确实有其特殊的意义。但在我国实行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执政理念与方针具有明确的连续性,主导政治力量与司法之间技术性屏障的意义就显得不是十分突出。不仅如此,基于司法与外部社会的紧密联系,我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矛盾的解决,客观上形成了对主导政治力量与司法之间合力作用的需求,由此而使两者之间的交结点越来越多,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即使就个案处理而言,司法意义上的案件同时也是党政组织所面临的社会矛盾;而很多社会矛盾的解决,需要运用多种社会手段,需要司法与党政组织的共同作用。这也要求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理解和诠释司法独立的特定意义及涵义。

  第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传统法治理论和知识依据其自身的体系和逻辑对理论或知识进行了学科或门类的界分。这种界分或许满足了理论和知识在文化意义上自洽性建设的要求,却实实在在地限制了理论的视野和知识的解释力及广延度,形成了法治理论和知识视角与社会发展事实之间不同轨的现象。特别是在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尚不成熟,理论研究资源较为集中地投入到各学科自身建设的情况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主题,往往要么被忽略,法学理论缺席于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要么在理论或知识上被切割,被管中窥豹地解说。因此,法治话语体系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让理论和知识资源投向或回归到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之上,在诸如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的构建、基础性社会矛盾的缓解与处理、中国特色司法体制及司法运行机制的构建与完善、贪渎惩防体系的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基层政权建设与巩固、大规模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少数民族的法治地位以及民族问题的法治化处理与解决等方面,开放出相应的研究领域,形成相应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在保持“法理学—部门法学”的传统理论和知识建构与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以中国社会发展重大主题为轴心的法治理论与知识谱系。

  第三,中国社会同质化程度降低的现实。一般说来,法治最适于存在和运用于同质化程度很高的社会,法律的一般性、普遍性、规范性等属性最容易在同质化很高的社会中得到展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同质化程度极高的社会,以至于直至现今一些西方学者仍然以此作为叙述中国问题的背景性因素。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同质化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并且这已成为一种难以改变的趋势。社会经济的发展伴生着社会成员之间生活境况的严重分化,意识形态禁锢的打破以及文化的开放带来了社会成员观念的多元化和思想的空前活跃。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社会成员利益关系调整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引发了各阶层间、各群体间以及阶层和群体内部各种复杂且常常彼此冲突的社会主张与利益诉求。社会同质化程度降低的现实,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复杂性。可以说,法治所固有的各种内在矛盾与紧张,如一般性与特殊性、普遍性与局部性、稳定性与适应性以及强制性与妥协性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都被一一放大了。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法治理论与知识既难以为当代中国法治现象提供恰当的解说,更难以为当代中国法治实践提供有效的导引,由此产生了从中国现实出发进一步审视法治的内在矛盾、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应有机理的现实要求。自然,这也凸显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创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四,法治发展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要求。保持法治话语的创新性思维还决定于这样一种现实:中国法治建设需要在不长的时期中完成法治长时期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解决。人类法治的实践显示,特定国家法治建设的全面完成,不仅需要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法治理想的启蒙到法治文化的培育,从法治自洽体系的构建到法治对现代社会复杂性的适应。在此意义上,中国法治建设具有明确的阶段超越性甚而穿越性,中国法治建设从启步开始就面临着与具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相同、甚而更为复杂的问题,而应对这些问题的各种基础性积累都不是很充分,特别是“回应型法”模式所要求的社会成员普遍的法治信仰和自觉的守法态度、全社会明确规则意识以及高素质的司法队伍等,在当下中国社会都是相当欠缺的。在此情况下,如何既认清并承认我国法治基础性积累不足的现实,又满足法治超越性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法治话语体系创新的着眼点所在。

  (四)保持开放性的话语姿态

  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应始终保持开放性的话语姿态。从开放的向度看,主要包括向域外开放、向实践开放以及向未来开放。

  首先是向域外开放。在向域外开放问题上,应当注意当下我国法治话语体系构建对域外法治理论和知识的需求与我国法治建设初期的一些差异。如果说我国法治建设初期对域外法治理论与知识的需求主要着意于法治意识的启蒙以及对法治基本原理和一般常识的吸收和了解的话,那么,当下这种需求则转变为对法治国家成熟的法治运作经验的借鉴。对域外理论与知识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主要应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实用工具主义法学的一些原理或思维方式。实用工具主义既是美国(事实上不限于美国)具有主导作用的法治意识形态,也是相对成熟的法治经验的理性表达。实用工具主义以社会经验作为法治实践的生命基础,把社会治理理解为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注重法治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而不迷信或局限于法律概念的抽象意义,以及把成本与收益原理、边际效用原理、外部性原理等经济学原理恰当地引入法治领域等理论或主张,对于解决我国法治实践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丰富和深化我国法治理论与知识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应对全球化趋势或要求的相关法律理论与知识。无论是已处于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之中,并且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化进程中,法律无疑是各国参与利益博弈所不可或缺的武器。在如何运用法律主导或影响全球化过程、维护本国利益方面,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经验,因此,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与知识,不仅是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把握主动的应有方式,也是我国参与全球化竞争,保持必要的“接轨”,并践行国际承诺的必要举措。

  (3)当代西方学者对法治现实问题研究的某些成果。西方法治理论由于有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当代成果更为集中地体现在一些对法治现实问题的研究,包括从现实出发对传统的理论命题及知识经验深入反思。这些研究成果视野开阔、主题丰富,以问题为导向,不拘于学科的局限,理论的延展性比较充分,同时由于这些研究指向特定的法治现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更接近于法治运作的真实状态,更具有经验积累的特质。借鉴和吸收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展我国法治理论的视野,深化对法治运作规律的认识。

  (4)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和知识的研究和思维方式。与西方国家法治理论文献相比,我国法学理论成果在知识蕴含方面还有十分明显的差距,不仅未能广泛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知识,就连法学各门类的理论与知识也缺少必要的融汇,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治理论成果对于复杂社会现象的认识与解释能力。因此,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还应注重吸收域外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和知识的研究和思维方式,提升我国法治话语的理论深度和文化素养。

  其次是向实践开放。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向实践开放的涵义主要体现在:与实践主义的话语立场相适应,始终不渝地把实践作为法治理论与知识的渊源与对象,以认识、解释实践现象,并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法治话语的评价依据以及法治话语建设的功利目标。为此,一是在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建构方面要尊重实践逻辑的存在,避免过度强调理论与知识体系的自洽性而切割社会实践,导致理论认识和知识见解的碎片化;二是要不断根据实践的变化而审视既有的理论和知识的合理性,从实践中寻求理论和知识创新的原动力;三是在理性守持与尊重现实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和张力,注重对理论或知识的运用环境及条件的适度考量,既要坚定地倡扬法治的基本原则和原理,又不应简单地执持文化批判态度,冷漠地对现实予以全盘否定。

  再次是向未来开放。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向未来开放具有两层意蕴:其一,法治理论与知识应当有更强的历史感,有更强的预见性和包容性,既能为当下现实提供解说或支撑,也应当对我国社会转型的实现以及法治进一步走向成熟保持恰当的预期,强化法治理论与知识对社会行为的引导作用;其二,不僵化地看待自身的理论和知识成果,对于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涵的构成、表述以及各内涵的具体内容在内的各种理论主题,都应将其放在一个可发展、可讨论的状态中,使其经受长期实践的检验,并在更长的历史界域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以延续和保持其生命力。

  六、结语:法学理论界的应有作为与贡献

  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特别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离不开法学理论界的作为与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法学理论界对我国法治现实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某些分歧性认识本身就是构成当下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复杂性的一个因素。因此,在法学理论界建立起对中国法治基本问题的广泛共识,或许是当下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一个较为现实的着眼点与切入点。

  近些年,我国法学人对于中国法治的现实与前景存在着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隐忧与焦虑。这种情绪是当代中国人在社会转型期所存在的社会焦虑在法治或法学领域的一种投射,更反映了部分法学人对当下中国法治实践的走向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某些内涵所体现的法治主张持有不同认识。而这些不同认识的形成,又有多种复杂的原因。首先仍然是对“什么是法治”这一基本问题的认知存在着分歧,直白地说,就是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描绘的法治模式或状态不同程度地植根在部分法学人的内心深处。相比之下,知识阶层较之社会大众更倾向于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崇尚,因此,即便是对西方意识形态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法学人也往往更容易趋向于认同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构画的法治图景。依照这样的法治图景评价和判断中国法治现实或比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所倡导的法治主张,分歧势必难免。其次,对规则意识的淡化,司法独立基础的瓦解,以至于对“人治”复萌的可能存在担忧。〔66〕如前所述,中国事实上并未经历过“自治型法”的法治发展阶段,全社会规则意识淡薄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基于我国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司法独立的空间本身比较狭窄,强调法治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与政治生活的融合,倡导法治对社会各方面要求的回应,主张能动司法以及强化司法内部的层级式管理,突出调解等“软性纠纷解决方式”,确实容易出现规则意识进一步弱化、司法必要的独立性不能保持、某些“人治”现象抬头或复萌的情况。而从实际情况看,地方党政领导随意干涉司法机关正常办案活动,各种社会势力争夺司法资源谋求不正当利益,执法活动中无视法律的基本规定,司法机关内部权力边界不清、运行紊乱,纠纷处理中过于迁就一些非理性要求以至于损害司法对规则的宣示功能等现象确实时有发生,有些现象甚至还有一定普遍性。所有这些,很难不引发法学人对我国法治前景的担忧。再次,法学人对法治的认识常常与政治决策层具有不同的角度。法学人往往更容易把法治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技术性活动或现象,因而注重法治自身逻辑上的自洽,而政治决策层更偏向于从社会整体运行角度看待法治,从而关注法治的实际治理功能。不仅如此,法学人对专业知识的垄断具有天然的偏好,诸如“执法为民”、“服务大局”这类非专业化的大众语言,很难激发法学人的理论兴趣,而政治决策层则希望运用社会所熟知的表述,使法治话语与大众思维以及政治倡导密切融合。还应提到的是,由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由决策层所提出,并被决策层确定为主流意识形态,因而基于对“政治正确性”等因素的考量,法学人并未深入地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和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67〕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未从政治倡导层面真正进入法治理论和知识层面,有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论述与法学理论的研究往往是在两种不同话语体系或两种不同思维层次、甚至在两个不同群体之中进行的,这就使在此问题上的官方倡导与学术守持之间所固有的紧张关系未能得到有效纾缓,本来可以在充分讨论中弄清问题或形成共识的机遇则相应有所延缓。

  对法学人前述隐忧与焦虑,本文更愿意将其理解为法学人对中国法治的强烈的责任感使然。法学人总是当代中国人中对中国法治命运付以更多的关切的那个群体,法学界对法治的认识也正在逐步走向成熟。近十余年来,不少学者已经不再以崇尚的心态,概念化地接受和信服域外理论对法治的描述,而是在消化域外各种理论流派观点与主张的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的立场和理解,对“法治是什么”作出追问,并对法治作出自己的诠释。〔68〕尽管这种追问和诠释所依赖的理论资源仍然主要来自西方知识体系,但毕竟显示出中国学者对法治的独立思考。夏勇教授率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诸位学者撰写的《法理讲义: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延续了对“法治是什么”的思考。〔69〕这本书加设了“关于法律的道理与学问”这一质朴的标题,其意也在于显示当代中国学者不囿于既有百家理论而自主地探求法律原理与真谛的企望与努力。高鸿钧等教授的《法治:理念与制度》同样明确地体现出作者学术立场和学理思维的主体性。〔70〕与既往某些同类法理学着述侧重于介绍域外理论并附以一些空泛评论的情况不同,这本着作对西方各种法治理论有深入的分析,对法治内在矛盾有深刻的揭示,在法治的基本问题上有不失精辟的论说。虽然高鸿钧教授对法治未来的构想多少有些虚空,〔71〕但相关论述仍然体现出中国学者在驾驭法治理论和知识资源方面所具有的那份成熟。苏力教授长期坚持不懈地对法治本土资源的强调,至少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拓展了中国法学的理论视界。此外,邓正来教授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设问下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探求,其学术出发点也在于唤醒人们警惕全球化背景与潮流下自主意识的丧失。〔72〕更有意义的是,建国60周年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当代中国法学研究”课题组对新中国法学60年学术历程的梳理,〔73〕以及2011年《法学研究》编辑部倡导进行的“法学研究转型”的讨论,〔74〕吸引了国内众多法学家的参与。从这些研究和讨论所形成的成果看,其内容及意义已远远溢出了“研究范式”转变的范畴,乃至于超出了法学研究本身,更主要代表着中国法学理论界对自身法治观、法学观的反思与省察,体现着法学人正逐步从焦虑情绪中走出,以积极的姿态直面现实,认知并理解现实,也意味着在当下中国法治走向问题上,官方话语与学术主张之间正从某种程度的僵持与胶着走向融合和互应。

  对于在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构建中中国法学理论界应有怎样的作为与贡献的问题,本文认,法学人似应从这样几个基点出发予以考量:第一,当代中国法学人能够亲历并参与一个世界大国法治的创立与形成,能够在此过程中展示自己的才华与智慧,这是历史给予当代中国法学人的宠幸,法学人不应错失这样的机遇或冷漠于这样的时代。第二,无论如何,“法治”、“司法”、“法学”这样一些语汇已注定成为当代中国法学人生命中的关键词,而当我们把自己的精力、热忱和才智投入于终此一生的法治事业时,我们是否应当运用自己的思维,审慎地思考前人所留下来的那些有关法治的结论到底是否正确,用自己的感验去认知和理解法治到底是什么、司法应当是怎样的样态、法学究竟何为?这既是对法治这一现象的本质性追问,也是对自己生存乃至生命价值的追问。第三,在浩瀚博大的法律思想和文化积累与存在面前,当代中国法学人要想获得智识上的创新,要想作出理论贡献和提供知识增量,只能着眼于中国这个特定的场域,以自己对中国问题、中国现象的清晰认识和解读,以自己对中国法治的见解和主张,体现自己的文化存在和学术才能,而不应把学术目标设定于同西方学术大师们单向度、甚至是一厢情愿的文化交流。第四,对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尽管不应抱以“阴谋论”的前见,也绝不应夸大其普适性意义,对西方势力强调普适性的动机亦应有所警惕。如果说很多问题的本相在理论层面上尚可以讨论与争议的话,那么,回视西方势力对中国军事上的合围、经济上的挤压、外交上的威逼以及文化的贬损,环顾西方势力在世界各地所制造的不宁与动荡,则应当足以唤起我们基于起码的民族主义情愫而对普适性旗号下的真实欲求有所警惕。第五,基于本文前面所提到现实中“人治”因素复萌的可能,对规则意识的倡导,对法治现实中非理性现象的揭示与批评,保持理论与现实的合理张力,无疑仍然是中国法学人的职责与使命所在,舍此,中国法治的进程难免会出现偏失。〔75〕

  但在此过程中,应对现实付以更多的情感关切与理解,并且不应将这种批评功能视为法学人的唯一或全部使命与职责。在认知和处理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乃至决策层的关系上,有一句话尽管俗但是真:由感情认同到理论认同进而到思想认同。法学理论界若能在前述五个基点上形成共识,则有理由相信: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使命能够在当代中国法学人的努力下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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