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黑板报内容

01
    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

    古代粽子又叫角黍、筒粽。角黍是因粽子的形状有棱有角,内包有糯米而得名;筒粽是因最初的粽子用竹筒贮米烧煮而成。

    魏晋时期,周处所撰的《风土记》中记载:“仲夏端午,烹鹜角黍。”南朝吴均的《续齐谐记》中,也记载了屈原投江自杀后,楚国人民哀悼他,便在每年端午以竹筒贮米投于水中祭吊的事。

    屈原是楚国的贤臣,相传,他不忍看到自己国家灭亡便投入汨罗江自尽。他死后,当地百姓都非常悲痛,纷纷前往江边凭吊。渔夫们划起小船,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丢入江中,希望让鱼、虾、蟹不要啃食屈原大夫的身体。后来,人们害怕饭团被蛟龙所食,就用树叶包住饭团,在外面缠上彩丝,久而久之,就发展为现在粽子的模样了。

    专家考证,粽子只不过是民间普通食品,最初吃粽子也不固定在端午;说端午食粽是祭屈原,是后人附会而形成的,仅反映民众的心愿而已。实际上,为了纪念春秋时晋国的介子推而形成民间节俗的“寒食节”(清明前一天)吃粽子,起源要比端午食粽早。至今,许多地方仍通行清明前一天与清明食粽的民间风俗。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清楚说明用菰叶裹黍米,煮成尖角或棕榈叶形状食物,所以称“角黍”或“粽”。明清以后,粽子多用糯米包裹,这时就不叫角黍,而称粽子了。

    大家都知道吃粽子,为什么吃粽子却不知道,粽子带角,角上有刀,是角逐抗争的意思,端午节开始,夏虫滋生,人们要与天气,与蚊虫疾病抗争。端午节的所有习俗都是祛蚊虫,防止疾病,除邪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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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黑板报资料

02
    端午节为什么要吃大蒜

    吴江农谚有云:“端午不吃蒜,鬼从门前钻。”端午吃大蒜,听说可以避“五毒”,避邪驱瘟。豆腐炖大蒜,则是端午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

    按老南京规矩,端午的中午,每家都要把整头的大蒜放在锅膛里烧熟给孩子吃,一个孩子独吃一头,因“独”谐音“毒”。孩子吃了烧大蒜,夏天不拉痢疾,腹内不长虫。家家必吃苋菜,据说夏天可免腹疼。

    河南、浙江等省农村每逢端午节这天,家里的主妇起得特别早,将事先准备好的大蒜和鸡蛋放在一起煮,供一家人早餐食用。有的地方,还在煮大蒜和鸡蛋时放几片艾叶。早餐食大蒜、鸡蛋、烙油馍,这种食法据说可避“五毒”,有益健康。

    端午节,也有一些地方吃“蒸独蒜”(一棵蒜苗只长一个又圆又大的蒜头,称之为独蒜)。

    蒸独蒜做法极其简单。将若干独蒜剥掉外皮,洗净,用碗装好,撒些红糖,在锅里蒸至熟烂。端上桌后,再淋一勺香油,用筷子和匀。一家大小在享用其他美味之前,人人都得遵循老规矩—先吃独蒜。夹一个独蒜放在嘴里,只需轻嚼几下,蒜蓉便软软地滑进了胃里。独蒜特有的香味与辛辣味会让人的味觉神经高度兴奋,也让人的胃口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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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黑板报素材

03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端午节,已成为法定节假日。以法定节假日的形式予以纪念,意味着国家文化对民间传统的敬意与尊重。在经济持续发展、乡村生活日益城镇化之时,这样的节假日也是对乡村时代生活与生态充满温情的回望。

    与其他年节相同的是,如今的节日气氛,并不是通过乡村时代的生活过程营造的,而大多是以短信等现代化的方式,互致问候。

    乡村时代,在第一番农作物新市之时,麦子黄熟、瓜果飘香,旧米新粮制作成粽子或麦粑,一家人、一个村庄的人、一个国家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品尝生活的美味,并配以相应的文化活动与生活仪式:插桃枝、挂艾叶、饮黄酒、划龙舟、放风筝。

    由此,人们共同生活在一种诗意的过程之中:有色彩、有声音、有行为、有吃喝、有仪式、有竞技、有交流,它之所以千年不衰、代代传承,是因为这样的节日充满人性人情之魅力,与古老的传说相渊源,与每一个人的生活相维系。人们过节,是将它看成生活的一部分,它使平凡的生活达到一个小高潮,成为生活中的一道风景,一种美好的记忆。

    中国的乡村生活过了几千年,各地民间的创造力融合贯通,终于形成了基于自然、农业生活的年节。与之相比,现代城市生活严格来讲才不过几十年,而以国家名义重视此类年节的时间就更短。我们美丽的年节,就像一个含羞的村姑来到城镇,一脸茫然,无所适从,找不到表演场,没有人能与之同歌共舞。人们只能通过买粽子、发短信向她示爱,却无法领略她那无限曼妙的风情。

    乡村时代的节日,是一个期待的过程,是一个手工制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家人亲友邻里分享的过程。节日快到了,邻里们一起商量如何操办,一起去哪条河里采苇叶或摘荷叶,然后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包粽子或和面料制作麦粑、米粑;而插桃枝、挂菖草、艾草,古人视其为一种驱邪免疫的仪式,对现代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生活中的行为艺术?因为这些枝叶花草与那奇特的气息,装点出多姿多彩的生活。

    如今,我们来到了城市之中,可我们美好的传统民俗文化,却没跟上我们快速的脚步,留在了乡村之中,成为一种记忆。怎么办?显然,要在城市中重新延续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命,不仅是政府,还有民间组织,应该创造出适合城市生态的新节日内涵,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譬如,在城市的河湖中举办龙舟赛,在公园里举办小朋友设计的小电子龙舟赛,还有社区包粽子或蒸麦粑大赛,桃枝、艾草家庭园艺布置赛等。之所以这样做,正是通过复活传统民俗文化中特有的元素,加上当代生活中的内容,使之成为城市文化生态中完美的组成部分。

    为了我们的文化记忆、为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需要重新打造自己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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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黑板报设计

04
    龙虎山的许多民间传说,给人们留下影响最深的当属张天师“降魔五万五”.端午为“恶日”习俗之说由来已久。“端午”,“端”是开始、初始的意思,“午”是五的顺号,五、午相通,所以“端午”本作“端五”解。传说“端五”这天,龙虎山恶魔太多,可谓群魔乱舞,太上老君指派张天师坐镇龙虎山,张天师便骑着用艾叶扎成的神虎,手执菖蒲变成的宝剑降伏群魔,人们把这一天定位端午“恶日”降魔,从此,每逢端午节,家家户户都照样搞些菖蒲和陈艾挂在门口,好镇邪降魔,消灭灾害。人们还编了“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虎,手提菖蒲剑,降魔五万五”的歌谣,一直传唱至今。

    民间传说有关端午节习俗的由来,除龙虎山仙人张天师五月五日端午节插艾枝等习俗的传说外,还有两种说法:一是以吴均《续齐谐记》为代表的端午节吃粽子等习俗以纪念屈原说;二是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赛龙舟习俗为龙节日说。以上三种端午节习俗由来之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中国文换知识精华》一书中关于端午习俗之说就有八种,究竟哪一种说法解释为准、为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研究这些节日习俗丰厚的文化内涵,其流传之广泛,传承之久远,穿透历史,无论是在愚昧落后的年代,还是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传统的节日习俗总是像影子一样环绕在人们身边,甚至深深地渗透到日常生活里,深刻地影响着全民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如端午吃粽子习俗纪念屈原说,屈原作为伟大的诗人,不忍看到祖国的危亡,在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五日满怀悲愤投入汨罗江,以身报国,人民为纪念他,把这一天定位端午节,年年纪念,代代相传。过节这天盛行吃粽子,源由屈原投江后,江边水里的鱼和蛟龙,希望它们吃粽子,不去伤害屈原的尸体。这些习俗的文化内涵已远远超出了习俗本身,对今天弘扬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有很积极的作用;端午赛龙舟为龙节日说,更具有深厚的象征物:“龙腾虎跃”、“龙吟虎啸”、“龙行虎步”、数千年来称我国文化为龙的文化。很多地区把五月初五端午节称为“龙舟节”,因为龙表示吉祥和顺、矫健,具有超然脱俗、傲骨雄风的气质以及气吞山河、威振四方的民族精神;而舟,为水而存之,象征着永远不忘那奔腾向前、永不停息的母亲河的呼唤,龙以舟合并,包含着华夏儿女一代代前仆后继、追求光明、探索未来的民族精神。端午节赛龙舟,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现实意义。

    龙虎山张天师“降魔五万五”端午“恶日”习俗说,则显得比较古朴、它实际是由宗教信仰产生的一种端午民俗,作为一种特殊精神现象的宗教信仰源于初民社会,它最古老的形态是各类巫术活动,后来虽渐渐发展为较为完备的形态,但仍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的范畴之内。在江西民间,张天师长期以来受到祭祀、祈祷、顶礼膜拜,习俗叶广为流传至今,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从地理环境看:由于江西山高林密,江多湖阔,地域偏远,开发较迟,境内民风醇厚,习俗古朴,民众秉性忠厚,企盼神灵庇护和护佑,随着天师道中心的南进,天师道在江南地区得到广泛的传布,龙虎山自第一代张天师张道陵在此炼丹肇基开始,到第四代天师张盛于汉末迁回龙虎山,此后历代“天师”都在这里从事传教活动。

    从民众心态来看:人民大众及口传文学家不受张天师原形的局限,灵活地把自己所熟悉,灵活地把自己所熟悉的、喜欢的一些活生生人物的性格特征巧妙地融合到张天师身上,并借助于道士本身的发力或通过道士祈求更有权威的天神地灵来对付邪恶的鬼怪精灵,同时借张天师降恶魔的神话故事来嘲讽黑暗社会的丑恶现象,寄托企望主宰自己的命运的积极心态。清代霍金生这样描绘南昌到了端午时节的情景:“上元端午闹喧哗,太庙巍峨四八家。更有神人涂黑脸,满城都叫瓦”

    从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背景来看:明清通俗小说和戏曲盛极一时,与道教相关的神怪故事成为当时的热门题材,着名长篇小说《水浒传》即以张天师祈禳瘟疫开头,使口头传承中的张天师形象又获得新的艺术生命和光彩,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创作典型形象之一。

    从龙虎山的民间传说看端午习俗,我们不难发现,三种端午节习俗之文化内核,由远古不断的变异,到今天不断的进步,但:万变不离其宗“,它始终追寻的是人们向上的积极心态,期望庇护和福佑;历史的延续,造成习俗的变异,于渐变中见民俗,于民俗渐变中思变化。民俗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因为它是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化,更因为它具有灵活地适应性和宽广的包容性,它能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在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中。不断地发生相应的变异,吐故纳新,生生不息。这种变异,实质上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移风易俗”。

    从端午习俗看文化内涵,须把握一个规律:传统节俗在于一方面源于古老的传承文化,一份面又追随时代的移易人心。我们应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习俗中去重铸民族精神。作为江西地域道教文化、旅游文化圣地的龙虎山文化现象,应尊重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传承和革新中,既体现和弘扬新时代精神,又重视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展示出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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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黑板报图片

05
    端午避恶,还以饰物禳除灾祥,表现在人们佩戴和家门装饰两方面。

    五月门户饰物禳毒,最早见于《后汉书?礼仪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傩)止恶气。”红色绳索和印有五色的桃木板都是避邪吓鬼之物。到了南朝,《荆楚岁时记》说:“采艾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与祓除邪气恶鬼不同,门饰以艾草所束人形是为了禳除毒气。实际上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已认识到艾的药用价值,《孟子?离娄上》说:“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生不得。”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艾是可以治病的。艾治病的方法是用艾叶制成艾绒灼烧以灸病。《荆楚岁时记》注中说,南齐人宗测曾经在五月初五鸡鸣以前去采摘艾草,用艾灸治病有效。在北宋,《东京梦华录》记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城内外争买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钉艾人于门上。艾人及桃、蒲等均继承前代的旧俗,柳、葵等未见宋代以前的记载。上述风俗多流传于后世,明崇祯《乌程县志》说该地端午节“门户皆插桃艾”。万历《建阳县志》记载“五日缚艾人悬蒲桃、柳枝于门”。门上悬蒲,是因为蒲叶似剑,去恶有效。清代一般是以蒲艾插户,使用最多的是艾,有艾叶、艾旗、艾虎等名色,甘肃很多地方则插柳,湖南长沙还门悬葛藤。

    上面谈到汉代已有门饰印有五色桃木板避邪吓鬼之俗,后世演化为道教的符图。北朝魏收《五日》诗:“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即很明显。从宋代兴起门饰象形道家张天师的物品。《岁时杂记》载:“端五都人画天师像以卖,又合泥做张天师,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之上。”可知北宋开封人有挂天师像和饰张天师泥人之俗。《梦粱录?五月》说杭州人“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此处所悬艾草所编张天师,当传之于前代门悬艾人习俗。宋代皇宫也挂天师艾人于门,《岁时杂记》卷二一引苏辙《皇太妃阁端五帖子》说:“太医争献天师艾,瑞雾长萦尧母门。”门挂天师像的风俗在魏元履词中有形象的反映:“挂天师,撑着眼直下觑,骑个生狞大艾虎。闲神浪鬼辟惵(dié)他方,远方大胆底,更敢来上门下户。”(《岁时广记》卷二一引)使我们看到一个骑着艾虎凝神直视的张天师把守门户、吓跑了鬼的雄姿。天师骑虎图形受人重视,也用于端午节其他场合。《梦粱录》说: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盝(lù)把用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的驭虎像放在中间,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艾虎也独立出来插于门,嘉靖《太仓州志》:“或为艾虎悬于门。”还有门上贴符的,《武林旧事?端午》说:“以青罗作赤口白舌帖子,与艾人并悬门楣,以为禳禬(ɡuì)。”《梦粱录》也有记载:“士宦等家以生朱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明崇祯《常熟县志》说:“门楣多帖灵符。”后世也有把天师像称之为符的,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天师符》说:“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不仅是天师像,连其他符也被称之为天师符,无天师像者是因刻有“天师”二字得名的。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说:“杭俗,道家于端午送符,必署天师二字,以见其神。”

    端午节人们在身上要佩戴一些饰物。佩戴五色丝线源远流长,东汉末应劭着《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集五色缯避兵。余问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bì)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织麦(juān)悬于门,以示农工成,传声以襞为避兵耳’。”(《太平御览》卷三一引)可知五月五日有用五色小块缯帛缝于胸前避兵之俗,“襞”音转为“避兵”。《风俗通义》还说:“夏至着五彩避兵,题曰‘游光’,厉鬼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避五兵也,按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谨按织取始断二三寸帛,缀着衣衿,以已织维告成于诸姑也。后世弥久,易以五彩。又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家织新缣,皆取织后缣绢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太平御览》卷二三)可知胸前缀以五色帛条,原为告织维成,后由于东汉永建年间大疫,人们为避瘟疫之鬼,用五彩布条禳之。所谓“蚕功”、“织维告成”,《礼记?用令》所记夏四月:“蚕事毕,后妃献茧。”《孝经援神契》说:“仲夏(五月)茧始出,妇女染练,咸有作务。”可见四五月是产茧织丝之时,这是大事,有“献茧”、“告成”之礼。而“襞方”、“五彩”可以使人“脱祸”,则是基于古人认为新织的帛能够祓除凶恶不祥。避兵一词是汉末社会不安定的反映。当时流行将“五彩”系于门户的风俗。

    汉代更流行以五彩丝系臂。《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避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艺文类聚》卷四)又说有不同名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避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古诗云‘绕臂双条达’是也”(《太平御览》卷三一)。又解释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艺文类聚》卷四)臂戴五色丝,避兵及鬼的目的,无非是保护和延长生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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